望盡天涯路

對印度的衛生環境，一直沒有好印象。從小便聽大人說，印度人大便後是用手清理屁股的。看電視的旅遊節目，恆河水烏卒卒的，但他們吃喝拉撒、洗澡甚至喪禮，都在這條心目中的聖河進行。

不過，聞名不如見面，見識過當地的公廁，還是大開眼界。

記得七、八年前到寧夏沙坡頭遊覽，下車時眾人便急，二話不說便衝進附近的公廁。怎知公廁是由一所破爛不堪的小房子「改裝」而成，媽媽咪呀，公廁既無屋頂，男女廁的間隔就只有一面不足一米的危牆，不用踮高腳尖也可輕易相見，這跟隨街方便有何分別？嚇得一眾香港女士花容失色，有人惟有馬上拿出「唱山歌」(在曠野方便之意)的「道具」——雨傘來遮擋。出來後還要付錢給門外的老頭呢，虧他收錢收得理直氣壯，面無愧色。

一山還有一山高，印度的公廁，或在大街，或在街市，或在公園，大部分都如上面第一幅圖所見，沒門沒窗復無間隔，只是在牆上鋪上幾塊瓷磚，再挖一條淺得不可再淺，窄得不能再窄的坑，僅此而已，比起寧夏那個要簡約前衛得多了。

這樣子的開放式「設計」，女士固然免問，大便也不可能了。然而，即使是小便，也成問題：若光顧者眾，尿液一旦滿溢，那條渠既無沖水，又沒有連接排污渠，尿液自自然然流到街外去。

這還算是廁所嗎？沒錯，怎樣看這像舊屋拆剩下來的頹垣敗瓦，都不像一個廁所，難怪當地人尿急也懶得找廁所，「道在便溺」嘛。我就在繁華的新德里商業中心，親眼見過着西裝提公事包的打工仔，一時便急，乾脆在大廈門外小便可也，旁若無人——事實上路人也直行直過，沒有瞄他一眼，大概是習以為常吧，只有我們這些遊客大驚小怪，當成「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套用內地傳媒的八股用語)罷了。

印度夏天的溫度奇高，天天動輒四十幾五十度，走在街上，嗅不到咖喱味，倒不時聞到一陣陣尿臊味。一座城市儼如一個大公廁，要是定力不夠的話，真可以把人臭暈。

相比之下，內地近些年廁所的衛生總算有一點點進步。雖然窮鄉僻壤的旱厠還是髒得很又臭得很，但最起碼沒有人光天化日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大模斯樣小便吧？

(印度之六)

 

反右五十年，章詒和有心留下紀錄，用文字為父輩討回公道。雖然以詞句為書名，但是別以為章詒和的新作《順長江，水流殘月》跟《最後的貴族》一樣是回憶文字，《順》引錄了大量官方內部文件，保證句句有出處；如當閒書去讀，其實枯燥乏味得很，沒有《最後的貴族》那種人物素描引人入勝。

《順》集中寫兩個人，第一個，當然是作者的父親——「大右派」章伯鈞，另一個是「無子無女，屍骨無存」，甚至被朋友笑稱為「初戀」對象的羅隆基，寫他們由1956年至1958年——即鳴放到反右運動的遭遇。

關於反右的目的，毛澤東不是說得很清楚嗎？「不是陰謀，是陽謀」，就是看穿有些人仍對中共不滿(類似今天所講的「人心尚未回歸」)，於是來招「引蛇出洞」，務求將右派分子一網打盡。幾十萬人因直言(有些只是一時失言)惹禍，無辜被扣上帽子，甚至丟了性命。直到七十年代末，「冤假錯案」才陸續平反，剩下幾位仍然保留右派之名，章、羅便是其中兩位。當中，章伯鈞在「解放」前一直堅持建立國共以外的第三黨勢力，反對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最後礙於形勢才妥協。放棄背後，或許正是在運用作者口中他所擅長的「兩面手法」吧？這樣的一個人，試問又怎會見容於中共？收拾他只是遲早的事。匪夷所思的卻是他和羅隆基等民盟成員，經歷過建國初年肅反、胡風事件，竟然還看不清楚中共耍的把戲。毛澤東不過擺出一副誠懇的姿態，拋出一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騙倒他們，以為眼前的是遲來的春天，急不及待在公開場合侃侃而談民主、兩院制，說甚麼「資本主義還有活力，有在朝黨和在野黨，我不行你來，你不行我來」、「馬列主義只有那麼幾條，不值一學。《人民日報》所載的完全是教條，一文不值」，完全不醒覺等待着他們的會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批鬥。

反右時，年幼的作者曾經問父親當右派的罪名，他回答：「我們的罪名嗎？那就是我們說得太多，我們懂得太多，我們幫得太多，我們受教育太多。」接着作者問他為甚麼失敗，他沒說甚麼，只說待她長大後才告訴她。其實，中國歷史千頭萬緒，歸結下來，不過是明明白白的四個字，「成王敗寇」。章伯鈞作為一個「政客」(作者語)，要罵毛澤東是「大流氓」的同時，也只好怨自己的政治智慧太低了吧？

延伸閱讀：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

岩井俊二《情書》的最後一幕，藤井樹母校的學生來到她家，給她遞上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裏面夾着一張圖書卡。原來與她同名同姓的男同學，當年就在那張圖書卡的背面，偷偷地用鉛筆畫上她的樣子。學生整理圖書館時發現了，便將這張卡交給她，她才知道曾經有一個人暗戀她。

在《竊聽者》的末段，東德變天，主角脫離了特務工作轉當郵差。一天，他走過書店，見到當年監視的劇作家出了新書，名叫《好人奏鳴曲》。在書的扉頁，劇作家寫着：「獻給特務HGW XX/7」。看罷他毫不猶豫拿去付款，店員問書本是否要包裝好送人，他回答道是給自己的。

今日，一個人逛無印良品，為了給家人買4R相簿(平時我用的是3R相簿)，順手拿起一部樣本來看。在相簿的頭幾頁，夾附了數張字條，人們在上面胡亂寫寫畫畫。揭到最後一張，上面寫着三句用啫喱筆寫的祝福語，竟然是之前代課的同學寫的。(單憑字跡，我猜是學生C寫的。)

更詫異的是，第一句竟然是給我的——用上她們對我的暱稱，祝福我前程似錦，接下來是給班主任與她們自己的祝福。

看罷，我把相簿緊緊合上。我忽然想起這兩部我很喜歡的電影結局，從沒想過現實裏也會發生類似的事情。是不是上天要在我徬徨的日子給點鼓勵呢？此刻，我只知道，這樣子的偶遇，也教我心頭溫暖不已。

低估了香港人對中國藝術忽然熱衷的威力，《清明上河圖》真跡展出時，我懶懶閒沒訂票，到如夢初醒時已經太遲，只嘆與名畫緣慳一面。所以，一知道有第二期國寶接力，便馬上抽空去看。

一向覺得藝術館是香港最寧靜的一座博物館，即使星期三免費入場，也真的靜得連一根針跌在地上都聽得見。現在忽然間人頭湧湧，比旺角還要熱鬧，最高興的大概是官老爺了。

大堂放了部大電視，由館長給大家上堂，教大家從哪個角度去欣賞國寶，吸引了不少人觀看，有國內同胞就拖男帶女，坐在這裏邊看邊食橙。

展出的《清明上河圖》有兩幅，一幅是明代仇英畫的，風格與張擇端的迥然不同，另一幅是八十年代的摹本，都放在一個獨立展廳裏。

先看今人那幅，想不到竟然這麼大陣仗，既要排隊，又有人維持秩序。排隊的時候，那職員剛好認識我前面的男人，對方一時記不起她是誰，她於是忙着喚起對方的回憶，秩序倒沒有怎樣維持，遊人自自然然慢慢蠕動。惟獨是有個中年老外，在畫前駐足良久，毫無寸進，有如化石。後面的人不滿，向保安投訴：叫他再排一次隊吧，別阻住地球轉。那職員剛入正題就被打岔，回頭笑了笑，漫不經心拋出一句：「我叫過他很多次了，他是外國人。」此言一出，不用我多說，大家可以想像人們的反應吧？幸好來參觀的人都知書識禮，沒有在大庭廣眾爆「三字經」或動粗，職員只管尷尬地笑。那位老外似乎也感受到不滿的聲音，終於識趣地走到後面排隊。

仇英的《上河圖》人龍更長，館方要分流讓人參觀。之前更有「專人」指點我們如何充分利用三分鐘的時間有秩序地「欣賞」，像幼稚園老師教初入學的小朋友，「乖啦，大家記住要一個一個排好隊上厠所呀」。計時器一響，眾人二話不說跑向前，像瞻仰遺容般，透過玻璃箱從頭到尾又從尾到頭看，看它三分鐘。嘟嘟嘟，時間到了，「多謝各位」的話音未落，又輪到下一批人撲上去。

三分鐘，還有十多人在一起，大概只可以形容為「掃瞄」，而不要說甚麼仔細欣賞。走了以後，留下的，就只有玻璃櫃上那骸人的面油漬——儘管一批人走了以後，清潔工馬上上前抹它一遍，但是，在微弱的光線的映照下，面油漬仍然清晰可見。人們難道要貼在玻璃上嗅/吻過夠？確實是一個謎。

或者，只有限時或限量，才能進一步顯示物件的身價，令觀者感到虛榮吧。畢竟對大部分人來說，畫中的細節佈局如何精妙如何細緻並不重要，「下一次展出要在十年後」這句話才是令大家死心塌地排下去的動力；正如大家只聽見名媛明星拿着那名牌環保袋「我不是膠袋」出出入入，沒興趣知道它的製作材料和過程是不是環保一樣。

其實精彩的又何止一幅《清明上河圖》？其他同來的國寶一樣美不勝收，當中有我所愛的宋徽宗瘦金體詩帖，又有在中學中史書見過的《步輦圖》，就在對面的另一個展廳，但遊人少得很。

也好，不用我擠來擠去。日常生活已經要爭分奪秒了，看書畫也應該寫意一點吧。 

P.S.：除了藝術館，歷史博物館和文化博物館最近也展出大批內地的珍貴文物，其中以前者的展品最為可觀，原來S形腰早在漢代便有人欣賞！

再一次證明林奕華說得對，「娛樂就是政治」，皇后碼頭這場大龍鳳，又祭海神，又寫血書，又綁單車鏈，連剛剛仙遊的九龍皇帝也擺上論壇，不就像深宵電視重播又重播的粵語長片——拆天星只是上集，「欲知後事如何，請看下回分解」，今次的才是下集大結局麼？

 

引一位支持本土行動的市民的投書：「這些出位的形式是不得不祭出來的」，只有這樣，才能吸引傳媒和市民注意。或許是的，但比起上集，更多人當這套下集是一場鬧劇來看，越看越討厭。不少人像我一樣，一方面贊成保留碼頭，另一方面看見示威者敲鑼打鼓又不免皺眉。長遠來說，本土行動若是有心加強港人的文物保護意識，模仿台灣與韓農的打遊擊抗爭方式總不是辦法，改弦易轍，例如集中做些紮實的教育工作，啟迪民智，才能爭取更多人的支持。

 

支持清拆的，出乎意料，大部分是普遍被視為念舊的中老年人。他們支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一種觀點認為年輕人眷戀英治時光。親中大報的社論將示威者誇大為「人心尚未回歸的表現」，甚至「去中國化」，與台獨分子相提並論，雖然無的放矢，但可能也有一定市場。

 

而示威者也批評政府為了政治正確，刻意抹殺殖民地的歷史。

 

雙方都認為清拆碼頭有政治目的，我倒覺得是捉錯用神。記得九十年代初羅大佑的一首《皇后大道東》嗎？六四以後，香港人心惶惶，懷疑中共會否實踐「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回歸後會否一下子由皇后大道東改為解放路、人民路。事實證明，特區政府沒有這樣做，皇后大道東仍然存在，金紫荊像與維多利亞女皇銅像並存(英治時期留下來的某些優良價值逐漸褪色另作別論)。回歸前後，政府向來唯大商家是從，發展就是硬道理，今次也不例外。刻意剷除殖民特色，倒不是官員着眼的地方。

 

香港人雖然講實際，但很多時候不顧理智，政制發展如此，文物保護也一樣，搬出所謂「集體回憶」來。天星碼頭尚有買雪糕、趕搭船、等女友的溫情(甚至乎是肉麻濫情)故事，到了皇后碼頭就沒戲唱了，這一點，恐怕連示威者都不得不承認。所以最近也不見他們再提及集體回憶，反而不斷強調碼頭是屬於市民的公共空間，是數十年來搞社會運動的重地。

 

我一直以為碼頭最大的價值，是它作為英女皇與九位港督上岸的地方，僅此而已。至於他們提到這兩個原因，倒是很新的論調，值得商榷。

 

首先，皇后碼頭當初興建的目的，是為了女皇蒞臨與港督就任時，就踏在香港的中心——中環，顯然不是純粹給予市民休憩玩樂的。而且碼頭地方不大，設施簡陋，只有一個小士多，座位更是少得可憐，怎樣說也談不上是休憩的理想場所。不要因為將來這裏可能興建商廈、軍事碼頭，就刻意誇大碼頭今天的作用，令人懷疑這批由學生、知識分子組成的示威人士，平日根本不曾使用過這個碼頭——據聞有些年輕人還是看了相關報道，才第一次來到皇后碼頭的。其實真正教人惋惜的「空間」，不是碼頭，而是政府多年來最自豪的，被形容為「水深港闊」的維多利亞港。

 

至於皇后碼頭在社運的地位，真是那麼重要嗎？恐怕比不上維園與遮打花園吧。何況對着建制中人林鄭月娥侃侃而談民間抗爭，根本就是對牛彈琴。

 

梁文道日前一篇給林太的公開信中，有一段說話可堪玩味：「至於當年立法會在審議你們的填海方案時，為什麼不吭聲呢？那是因為他們也不懂，其實他們和你活在同一個世界裏。為什麼我們當年不反對呢？引當日論壇後一位大學生的話：『那時我還在念小學。』」

 

是的，立法會議員當年選擇不吭聲，那麼，當人們現在罵政府強硬、獨裁、冷漠時，他們又往哪裏去了？平日殺人不見血的傳媒今次竟然出奇地仁慈，沒有去訪問那些轉軚議員的心聲，看看他們有沒有勇氣「覺今是而昨非」。

 

至於梁文道的第二個問題：「為什麼我們當年不反對呢？」似乎更應該問：為什麼只得我們反對呢？當年的民間團體、知識份子、大學生呢？為什麼他們通通沒有出聲，要待至今天才覺醒呢？

 

說到底，撇開氾濫的感傷，我們都是清拆碼頭的共犯。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既然抹掉歷史原來是民心所向，那麼就求仁得仁，一起埋葬皇后碼頭吧。

 

相關舊文：〈集體回憶〉

                      〈跟天星道別，向維港鞠躬〉

                       〈天星碼頭給香港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