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盡天涯路

美國的薛尼波勒Sydney Pollack(73歲)，台灣的宋存壽(78歲)，兩位重要影人都一先一後走了。

報紙上列出薛尼波勒導演的影片，很多都如雷貫耳，然而，很遺憾，看過的少之又少。印象較深的只有《杜絲先生》(1982年)，小時候明珠台時常重播這部片，德斯汀荷夫曼成了我最早認識的外國明星，他的金髮四眼女郎的扮相真的一絕，至今難忘。

薛尼波勒同時也任監製、演員。去年看《敵對同謀》，他演佐治古尼律師行的老板，一出場與一眾下屬開會，便有壓場之感。

薛尼波勒的死訊，本地報紙差不多都花半版報道；相比之下，宋存壽就只佔得小小的一角，所有報道甚至都集中在林青霞身上。

是的，是宋存壽發掘了高中畢業的林青霞參演《窗外》(1973年)，才開展了她的銀色旅程。然而，宋導演的一生和成就又豈止於此？我發現連維基網站也沒有他的生平介紹，惟有在這裏補充幾句。宋存壽1929年生於江蘇，1949年後南來香港，曾從事編劇、場記、副導演等工作。他與李翰祥、胡金銓識於微時，後來更成結拜兄弟，常為他倆的影片中擔當副導演，六十年代初隨李翰祥去台灣為國聯公司拍片。

他正式執導的電影不多，只有二十六部，以拍文藝片見長。當中藝術成就最高，大概是《破曉時分》(1968年)，2002年獲得香港電影評論學會選為二百部最佳華語電影之一，我在去年電影資料館的「李翰祥電影回顧」重映時看過。故事講楊群飾演的衙差，第一天上工便目擊縣官如何屈打成招，對封建政治的刻劃，實在令人看得揪心。影片大部份時間都是公堂戲，情節不譁眾取寵，可說全無生意眼，所以當年票房不佳，要到多年後才得到重視，可見當年宋與此片的策劃導演李翰祥對藝術的執着。

宋存壽《窗外》成名後，邵氏請他回港拍了《早熟》(1974年)——當然不是薛凱琪房祖名那部，是汪禹罕有的文藝片。不無巧合，這位一度憑功夫小子形象當紅，後來沉淪毒海的明星，近日也悄悄離開了人間。

(圖一：在汶川所住的賓館外拍攝。建築物現在大概都倒塌了，不知相中的小販安好嗎？)

(圖二：疊溪海子)

(圖三：疊溪海子，從碉樓上俯瞰走來時的山路。) 

四川大地震，震央位於汶川——一個星期前，十個香港人隨時十個也未必知道的地方；因為地震，大家每天緊貼媒體同悲同哭，「我們都是汶川人」，相距千里的小城彷彿近在咫尺。

汶川並非旅遊熱點，不過她是通向川西北的門戶。在九(寨溝)黃(龍)機場還未建成之前，由成都開車前往九寨溝，途中一定會經過汶川。

十年前的暑假去九寨溝，最難熬就是這段車程。幾十人擠在中型旅遊巴上，我屈起雙腳坐在車尾，由早上七時坐到夜晚八時，中途旅遊巴又冒煙死火，坐了一整天，下車時雙腳和屁股都痲痺了。

沿途山巒高低起伏，公路依山而建，彎多路急，抬頭是光禿禿的山崖，沙石鬆散，巨石搖搖欲墜，不時見到山坡塌下一大片，碎石散落到公路上。往另一邊望開去，滔滔的岷江水如千軍萬馬洶湧奔流。「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果然不錯。大吉利是說句，如果突然跌下一塊巨石，又或者車子失靈滾落河(2001年就有香港旅行團出了意外，旅遊巴滾落岷江，導致多人失蹤傷亡)，上天堂的路倒比走完蜀道來得更快、更方便了。

李白的〈蜀道難〉寫於唐代，千百年後，蜀道依然難走，叫人好像在高空踩鋼線，心情忐忑得連瞌睡也不敢打，生怕死神突然伸出手來。當然，相比起長年生活在這片窮山惡水的老百姓，每天彷如出入生死幽冥之間，我到底是匆匆的過客，算得上甚麼呢？ 

聽到當地大地震的消息，我禁不住勾起那次旅行的回憶，不用猜也知道公路和河流定會被巨石攔住，救援工作面對前所未有的困難。有別於華北平原又接近首都的唐山，汶川位處岷江峽谷，屬高海拔地區，地勢險要。除了漢人外，也有不少藏族、羌族人(羌族是四川省獨有的少數民族，而汶川是羌族的集中地)在山區居住。三國時蜀漢大將姜維就看中易守難攻的地理優勢，在這裏築城防禦。

從九寨溝回成都的時候，我曾在汶川住了一晚。深刻的印象談不上，只記得那天很早吃過晚飯，天尚未入黑，便在賓館附近閒逛。縣城不大，建築物跟內地其他城鎮差不多，不過街道靜得出奇。有幾個小販駕着三輪車，售賣當地新鮮出產的青蘋果、李子和杏子，也乏人問津。

其實該區已經不是第一次經歷大地震了。1933年8月25日下午，在汶川北面不遠的疊溪鎮，就發生了一場7.5級的地震。整座疊溪古城隨山泥塌下，大量泥沙堆積在河道，如同天然堤壩，截斷了岷江。後來岷江水位不斷暴漲，終引發水災，洪峰淹沒了下游多條村莊，結果二萬多人死亡，同時形成了一串長達12公里的堰塞湖「疊溪海子」(當地人稱湖泊為「海子」)。

這個海子我最初在車上看見時，已被它的壯麗震懾了，後來再經過時才有機會進去一遊。門面簡陋得很，僅搭建了一所平房，石牆便是入口，外面聚集了一班賣水果和燒粟米的小販，不像內地那些4A景點般堂皇華麗(但一樣要收入場費)。走過一段崎嶇不平的山路，盡頭有一座六、七層高，用石頭砌成的碉樓，爬上屋頂，可俯瞰整個海子的景色。有誰會想到這個碧綠平靜的海子是從一條條活生生的人命換回來呢？

更想不到相隔七十多年後，這裏會再發生一場地震，而且死傷要嚴重得多。願死難者安息，在生者堅強地活下去！

現在，中國人的座右銘，不是鄧小平「發展是硬道理」，而應該是「拳頭是硬道理」才對。

不是嗎？愛國愛到充血上腦，看不過眼人家傳「聖火」時示威，以為自己就是陳真、李小龍，講多無謂，掄起一記左鈎拳，再起飛腳踢破那面雪山獅子旗，對方便會跪地求饒，從此心悅誠服，「萬里長城永不倒，千里黃河水滔滔」，而自己又會成為網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比火炬手更光榮。

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就四方來朝，沒有國家再杯葛北京奧運吧？事實卻是，本來與中國關係不俗，一直沒有杯葛北京奧運的南韓，在發生中國留學生與示威者衝突後，便傳出反華的聲音。有南韓人說，中國人憑甚麼在別國動粗？一葉知秋，甚至由此推斷中共對西藏人的手段一定更加兇殘。

事情要是在中國發生，還可以推說人們野蠻，是因為沒教養，未見過世面，不懂得尊重他人自由。可是，現在竟然是留學生出手，才最叫人遺憾。

照理有學問而且又在外國呼吸自由空氣，胸襟視野應該廣闊得多，也懂得民主社會的遊戲規則。如今看來，這班留學生人在彼邦，腦袋似乎仍然留在中國，只會緊跟官方立場，不止要同一個夢想，更要同一把聲音。「自由」僅限於自家示威和打人，別人要麼乖乖不作聲，要麼擁護中國，不然就只有捱打的份兒。

憤青恨透的法國，思想家伏爾泰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說法，但我會畢生維護你說話的權利。」在民主自由的社會裏，思想文化多元，你有你的愛國表忠，人家有權唱他的對台戲，互相尊重，大家可以相安無事。拳打腳踢失禮的不止是個人，還有國格。「中國人民不可侮」？最後卻在世人面前上演了一場真正侮辱中國人的鬧劇。

據說「海歸派」在中國是炙手可熱的新貴，這班留學生他日回國，挾住「海歸派」的身份，還可能躋身中共領導層呢。不過，看見他們招式之狠勁可跟文革的紅衛兵媲美，能期望他們會給中國帶來清明的民主政治嗎？

風頭火勢，即使冒上被憤青扣「漢奸」帽子的風險，也得承認自己對奧運「聖火」不太感冒。看見有些人只是旁觀已經激動得如喪孝妣淚流滿面，就恕我無法理解。

杜琪峰《黑社會》裏，一班兄弟為爭奪話事人的龍頭棍，從香港送回大陸，從灶底藏到樹林，扭盡六壬，跟傳/爭「聖火」很相似，不過更加血腥。記得片中演鄧伯的王天林，有句經典對白：「支棍冇咗，就成個字頭都冇晒面」，若將「字頭」換作「國家」，大概也是中國的心聲。

可以說，中國人的歷史包袱太多，活得太沉重了，好像「聖火」出了一點亂子，國家民族就從此再沒有尊嚴。如果明白火炬傳送(而不是「聖火」)不過是一場世俗化的儀式，屬於有份參與的世界各國，而不是狹隘地把它看作甚麼「中國人的驕傲」、「洗雪百年國恥」的象徵，便應該懂得不亢不卑，放輕鬆一點。示威者搶掉，so what？侮辱的不僅是北京，也是在侮辱奧林匹克精神，輿論自然不會同情，北京又何須費煞思量防止「搶火」呢？

正如上篇提到，西方「黃禍」的恐懼遠非一日之寒，原因複雜；中國政府既然時常強調「和平崛起」，現在正是大好時機，何不主動邀請西方多點了解中國，以泱泱大國的風度化解危機？總好過板起張臉重重覆覆那套「嚴重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官腔。

至於情緒化的民族主義，只會正中對方下懷——起哄罷買、潑糞打人不就像惡棍所為麼？很多外國人或者不知道西藏在哪裏便出來聲援藏人，但他們至少看準了中國人缺乏獨立的人格，上街包圍家樂福不是夠膽色，而是跟着官方的調子起舞；官方口風一轉，示威的群眾馬上乖乖作鳥獸散，回到網絡的虛擬世界裏大罵特罵。

中國人對西方的心態好似鐘擺，一時百般討好(具體例子如重金禮聘克林頓到溫州拍西裝廣告、重用西方建築師設計光怪陸離的新地標，卻拆光老胡同和四合院等。)，一時又恨得咬牙切齒，太極端了。看來清末喪權辱國的後遺症仍未根除，人們表面看起來自大，骨子裏卻自卑得很。所以，我認為老老實實改掉崇洋媚外的畸型心理，比起發動罷買更加重要，也才是真正的愛國。若改不了，就請別再高舉愛國的旗幟吧，這只會令人感到虛偽無比。

還有，今次示威者只顧「愛國」，反對藏獨毫不猶豫緊跟官方的立場，盡是聲討「達賴集團」如何煽動叛亂。有的人建議政府要與達賴溝通，馬上目為漢奸，遭到口誅筆伐。難道政府以至我們真的毫無反省和改進的地方嗎？雖知道達賴在藏民心中的地位崇高，這種大漢沙文主義的聲音，要是傳到他們耳裏，你認為是促進民族之間的和諧還是增加彼此的成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