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讀那本重如磚頭的《八十年代訪談錄》，阿城在訪問中說了一句：「中國哪有文壇？只有官場。」這用來形容古代還行，今時今日的中國，最令文人趨之若鶩的未必是官場，而是商場。香港不像內地，沒有作協之類的官方組織，更完全是商場式文化。

沒錯，文人也要一日三餐，也要養妻活兒，為稻粱謀，受市場影響，本來很正常。有些人大概讀得古書太多吧，以為文人完全不應該沾銅臭，當人家是吸風飲露的神仙。如果那人根本連三餐也成問題，調子未免唱得太高了。

不過，就好比張曼玉任達華黃秋生，未成名時俗如《精裝追女仔》、《赤裸羔羊》、《伊波拉病毒》也要接，當紅後也學懂揀些喜歡的、有質素、可以發揮的戲來拍；作為名成利就或「上了岸」的文人，對自己也好，對工作也好，走進大眾市場同時，是不是應該珍惜羽毛，學懂有點要求、有條底線，而不是像三天沒吃飯般饑不擇食呢？

幾年前在內地看到一個電視節目，類似我們的新秀歌唱大賽，其中請了余秋雨做評判。那時他還意氣風發，《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幾本書在兩岸三地賣到滿堂紅，尚未鬧出金文明「逗秋雨」和古遠清的官司。節目中，司儀向參賽者提一些文史哲問題，好像問甚麼「絲綢之路的起點在哪？」然後由他一本正經說出答案，作點解釋。當時我心想：堂堂一個成了名的作家，又有正職，何苦去做這些勞什子事呢？

由余秋雨便想起那位有「香江第一才子」之稱的陶傑，兩位作家曾經都是我所欣賞的，特別是後者。讀中學的時候，有一段日子很迷陶傑在《明報》上的專欄，常常剪存下來，又會跑去買他的作品。後來越讀得多，看穿他的寫作「策略」，再沒有了新鮮感和驚喜。自從他離開了《東方》以後，這幾年成為了傳媒大紅人，報紙電視電台通通有他的蹤影，單單在壹傳媒的報刊，就總共有五個專欄。可惜，「地盤」再多，與文章的質素剛好呈反比。這幾天在電視上看見他拿起放大鏡扮福爾摩斯，以一貫說書人口吻教大家如何分辨甚麼是優質雄性花膠，感覺怪怪的，看來他現在只差未拍電影而已。

要得承認，某些對陶傑的批評(小部分甚至稱得上批判)，都是為反對而反對，流於情緒化，例如說他大言不慚稱為「才子」，可是「才子」是別人「加封」，他從來沒有這樣自詡過。陶傑最令我搖頭嘆息的，是他現在既然不用受老闆指使去罵人，工作上理應更從心所欲。正如他自己所說，專欄是「心靈日記」，而他卻一邊嘲諷港人的「小農文化」是如何「反智」，同時又樂於身在其中(例如在《壹本便利》寫無厘頭專欄)不以為忤。再好的文采，在我眼中，已經失去了吸引力和生命力，那還有甚麼意思？

這樣的人物當然不止兩位，或者是我一廂情願罷了，人家覺得有風就要駛盡，搵錢至上嘛，同時也在消耗自身的才華。說到底那個廣告商還是找錯了人：一、他既不是蔡瀾、「韜韜」這些食家，與燕窩魚翅風馬牛不相及；又沒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只不過照稿讀，何須找他？(請他亮相相信不會便宜)二、廣告對象是師奶，但陶傑在師奶群中的知名度有限，我聽過不止一位連他的大名也叫不上來。三、一個立場可以左搖右擺的人，又有何說服力叫我們去信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