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展鳳網誌裏的文章，轉眼間，黃霑離開了我們一年了。

當他剛過世的時候，有人問：香港何時會再有一個像黃霑般的鬼才？

不知有沒有人這樣說過，我常常覺得，如果相信輪迴的話，黃霑、蔡瀾、倪匡三人，前幾世很可能就是魏晉的「竹林七賢」(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一樣的放蕩，一樣的不羈，喜愛飲酒、清談(魏晉之清談當然不同於今天我們所理解的「吹水」)——有沒有劉伶的露體癖倒不清楚，倪匡的令公子會不會算數吧——最緊要是同樣寫得一手好文——哪怕是學者頭巾氣地鄙夷的「三及第」、俗文學，但誰都不能否認他們的銷量和影響力遠比一些蛋頭學者的作品強。

相信大家都明白，香港要再誕生一個「鬼才」，恐怕比七十八歲的老伯所祈求的更渺茫。不過，許多人完全歸咎於香港的填鴨教育，問題似乎又看得太簡單：黃霑不也是在香港完成學業嗎？別計課本內容的改動，香港以考試為主導的教育模式，大抵上如鄧公所言，「五十年不變」。

歸根究柢，主要是土壤不同了，五十至七十年代，香港雖然是殖民地一言堂，沒有普選，更是暴動、制水的苦日子，但民間社會真正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中國銀行總行既可掛上「毛主席萬歲」，對面可以是英國上流社會的Hong Kong Club、木球場；調景嶺照樣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緊記總理遺囑及蔣公「莊敬自強」的口號。那時，既可有何世禮(何東兒子)的《工商日報》，又可讀費彝民的《大公報》，左一句「毛酋」，右一聲「蔣賊」；既可到普慶看長鳳新的《金鷹》《三看御妹劉金定》，又可到樂聲總統睇邵氏國泰甚至荷里活的大片。

加上人們對知識的極大渴求，於是，作家喜歡寫甚麼就寫甚麼，各有不同市場。正如魏晉南北朝，政治是極端黑暗，但在亂世中「無王管」的情況下，人人有「say」：有的人想做大英雄，有的不滿現狀，有的想避世，尋求長生不老，思想就此活潑發達起來。

回看當下，繁榮是繁榮了，資訊「勁爆」了，但我們天天只呆看着電視上的「心繫家國」，為「航天員」歡呼；討論的是梁榮忠是否賤男，關心林志玲的腋下，看看她的「咪咪」是真是假。還有政府的「文宣」，教我們規規矩矩，「每日蔬果二加三」。我們就像泡在暖水裏，自我感覺良好，沒經過冰火兩種極端的衝擊，思想自然不見得多元化。長出的樹未必會枯萎，可是，再不能見到蔓生的奇花異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