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盡天涯路

這陣子常到中央圖書館，給我發現一本介紹《華字日報》小冊子。《華字日報》，是香港早期的報章，創辦於1872年；而小冊子裏刊載了該報的一些報導，其中1928年5月26日一篇「利希慎出殯」的新聞相當有趣，原文照錄如下： 

「昨日利希慎出殯，送者甚多。南華體育會因其生時對於該會頗為盡力，且為該會會長，故該會足球隊及義學等，均往執紼。有中華音樂隊為先導，並有蘇格蘭英軍樂隊一隊，但此英軍樂隊祇在其屋前起引處奏樂，旋乘汽車直往一別亭。

九時許，則由堅尼地道利宅起行，及落大道中，當時出殯禮儀、祇見花亭及白布輓聯數百張，祭帳亦有多少。總警署派出華探陳池陳興沿途保護，前行執紼者皆有名望之人，在後者皆苦力擔泥婆居多，達數千人。一別亭之辭靈處招待室，備有汽水西餅啤酒等，以備招待。

十二時半，靈柩已至，送殯之苦力擔泥婆等已湧至，其數比之在中環時覺加數倍，蓋沿途加入者大不乏人也，擔竹竿者有之，戴客家婆之藍邊帽者有之，各人均爭先恐後，甚為擠擁。經華探等拔出警棍彈壓，始能將鐵閘閉關，但外便之苦力呼叫之聲，鬧成一片，且有用人疊人方法，騎上圍牆而入，有等則向後欄而入，於是一別亭外便四面，皆被此輩包圍。聞此次各苦力擔泥婆之到執紼者，皆以利宅分派兩元利是，故有如此擠擁。而有名望紳商後至者竟不得其門而入，甚而利之髮妻，跟隨靈柩之後而至，當時亦被苦力四面包圍，不得而入，坐于私家中，抱頭大哭。

至于門外之一班苦力及擔泥婆等，在此聽候，異常焦急；更有自認為利園之伴，或利舞台之伴者，種種不一。當事人知彼等係冒認不允派利是，並對眾宣佈，謂既屬夥伴，明天返店時則照伴名派送，各苦力卒莫奈之何，但已鼓燥不堪，直至四時始散。」

利希慎是誰？若果你不知道，你大概也聽過希慎集團、利孝和、利銘澤等名字吧？利希慎是早期華人富商，1928年在中環被暗殺。他在銅鑼灣買地，成就了後來的利園山。利希慎是新會人，所以利園山這一帶的街名，都以五邑地名或人名命名，如新會道、開平道、恩平道、白沙道、啟超道等。

名人去世，我們常說「生榮死哀」，但這位新會富商之死，可以想像，活脫脫是一場鬧劇。

 

香港的另一面，準確點說，這一面是指本地左派，即我們所謂的「土共」、「左仔」的。 

看慣了鍾文略、陳迹等名家拍的老照片，翻開這本拍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攝影集，攝影人蒙敏生的香港，是多麼的陌生，簡直就像第二個世界。他把鏡頭對準着勞動人民、尋常百姓門上的毛澤東〈六盤山〉詞、中銀大廈的國慶宣傳畫、工會郊遊……黑白兩色的相片，掩不住分明的革命的殷紅，幾乎教人以為西風壓倒東風，不僅全國，甚至連全港山河都一片紅。

這樣「偏頗」的取材，當然與攝影者的出身有關。像許多「第一代」香港人一樣，蒙敏生早年從大陸來港謀生，留下兒女在廣州生活，工餘便拿着相機到處拍攝。他信奉共產主義，是「解放」後跨過羅湖橋探親，抬頭望見五星紅旗隨風飄揚，會熱淚盈眶那種人。

左派人士在資本主義兼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殖民地生活，到底是寂寞的，尤其當內地政治運動熱火朝天的時候，自己卻多少只有隔岸觀火的份兒。結果，香港鬧了一場暴動。而蒙敏生，用了他熟悉的相機，在影樓裏閉門造車，叫模特兒模仿內地的宣傳畫，擺出越共作戰、知青上山下鄉的革命姿態，甚至自己也粉墨登場，扮個老礦工，拍了不少造型照。從他的相片裏，可以看得出他在拍攝時，心情是何等興奮，意志是何等激昂，以為自己總算沒有辜負偉大領袖和偉大革命。這份熱情，直到年老仍未熄滅。回歸當天，他便冒着大雨，拿起相機在街上等，為的是拍下解放軍抵達香港的一刻。

或許你會嗤之以鼻，覺得他像《老港正傳》的左向港，太幼稚了，但從另一面看，他畢生能堅守這份理想——對共產主義本身以至透過攝影表達對共產主義的憧憬，不是很難得嗎？早期左派中確實不乏蒙敏生這類老實人，可惜，純真樸實從來不是香港的主流價值，何況「左派」二字在今天已經等於保守反動的代名詞。所以，遺憾地，儘管「擬革命」的照片獲得2006年連州國際攝影展金獎，令蒙敏生晚年聲名鵲起，在香港卻一直默默無聞；而這本我們香港人好應該一看的遺作，最後還是要在內地出版。

延伸閱讀：蒙敏生攝，顏文斗編：《香港的另一面》(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

從來不用買日曆，座檯的掛牆的年年都有幾個，但早前看見電影資料館在「電影海報集體回憶」展覽後，出了一本同名日曆，還是忍不住買了回來。

「集體回憶」這組潮流咒語，對於「八字頭」而且近年才迷上電影的我而言，絕對不會構成任何魔力。之所以吸引我乖乖放下銀兩，是「牛肉」本身太豐富多汁了：每日一頁，配一至兩張電影海報，從四十年代到千禧年代，不同的電影類型，不同的美術風格，不同的宣傳手法，合共就是三百多張，每張背後還要加上多位影評人的短語——說是日曆，不如說是本圖鑑，四四方方一本，足有電話簿那麼厚，拿上手沉甸甸的，是時代的份量。

回家仔細翻閱，發覺所刊登的影片中，有很多部不僅未看過，甚至連片名也聞所未聞。學海無涯，電影也如是，近年我雖然努力追看了很多老電影，說到底也不過九牛一毛而已，算不上甚麼。

云云海報中，印象最深刻的，對不起，不是來自經典電影，反而是一些cult片，特別是六、七十年代那些。好像《社女》，記得許久以前在這裏略略提過，電影本身不甚了了，是當年典型以「寫實」為名的「拳頭加枕頭」類型。七十年代色情場所流行以「導遊社」作幌子，主角「大姐明」林建明，就是飾演被逼淪落風塵的社女。海報上她那個比莫文蔚早二十年的光頭赤裸造型，能否挑逗性慾尚屬其次，但肯定教人一看難忘。

又好像這套1971年的《孫悟空再鬧香港》，乍聽名字已經趣怪得很，再看海報的設計，簡直馬上就想一睹走出花果山的孫悟空，如何在尖沙咀鐘樓前大顯神通。劉鎮偉再瘋狂，孫悟空終歸都要陪唐僧到西域取經，也未想過要來香港吧。還以為這類神怪片只有標榜娛樂至上的邵氏才會開拍，往下一瞄，想不到竟然是拍慣中產愛情文藝片的國泰公司出品。

這麼的一本知識與趣味並重的「日曆」(你當是廣告也要這樣說)，試問又怎捨得在上面塗塗寫寫，然後逐頁逐頁撕掉呢？

記得年初《電影雙周刊》停刊時，傳媒甚至電影界的反應也是靜悄悄的，只有家明等一兩位影評人談過而已。

是的，這沒有甚麼值得好奇怪的。大學時代在圖書館翻過早期的《雙周》，邁克談國粵語片、盧玉瑩的影人寫真、《傾城之戀》的筆戰，都讀得我目瞪口呆。近年《雙周》的創辦人儘管負隅頑抗，堅持了大段日子才停刊，但到底不能否認雜誌走下坡暮氣沉沉的事實。一篇篇猶如電影公司的公關蟮稿，教人越讀越洩氣。 

當然，低迷的港產片市場、網上廣闊的評論空間，也是促使《雙周》難以維持下去的客觀原因。但是，一個以「東方荷里活」自詡的城市，真的連區區一本電影雜誌也容不下嗎？

 

幾經周折，終於等到有心人出來了，我們怎可能不支持？

 

新雜誌的名字直截了當，叫《香港電影》。若不是《星期日明報》介紹，我幾乎不知道有這麼的一本雜誌面世。

 

杜琪峰不知是否有超強的去書能力，近年成了報刊的大紅人，亮相之頻密，不下於明星和給他罵的陳志雲。然而，封面又是見慣見熟的咬雪茄造型，混在報攤的書海裏根本毫不起眼。

 

第一期嘛，自然少不了大明星大導演的祝賀語、捧場話，還有新片介紹、影評人對談、導演專訪、吳思遠回憶錄。專欄方面，李焯桃舒琪黃愛玲邁克朗天，幾乎本地電影評論的健筆都一網打盡，隱隱然要回復早期《雙周》百家爭鳴的盛況。

 

不過，長此下去，應該要加入更多寫手的。畢竟新雜誌不應只是為了填補《雙周》的空缺，而要有更高更遠的目標。人老筆倦，一代人過去了，電影評論就要靠新血接班了。

看雜誌的包裝、排版，總覺得十分眼熟。港人有搭車看雜誌的習慣，但現在內文卻像一行行螞蟻，很不user-friendly，簡體誤植繁體字的地方更是比比皆是。揭到目錄頁，啊，原來是內地的《看電影》出品，難怪！

北水南調，不就是現時港產片的寫照麼？

「香港最後一個政治貴族」，《羅德丞政海浮沉錄》這副題確實起得貼切。

何東與羅文錦，同是香港殖民地時期舉足輕重的大家族。而羅文錦幼子、何東外孫羅德丞，可以說是兩大家族通婚下的「結晶品」，是貨真價實的blue blood。

一直以來，港英政府都利用華人家族的影響力去管治，對於他們的後代如羅德丞，自然多加栽培重用。

在香港的過渡期裏，羅德丞可說是風雲人物。他起初不滿英國不給予港人居英權，辭任行政與立法兩局議員，成立公司協助港人移民。不久，這位港英「叛徒」卻搖身一變，成為中南海的座上客、大紅人，甚至放棄英國國籍，拿中國護照，政治上處處與港英對着幹。

這些當然都是他的政治盤算，西瓜靠大邊，看準哪處有利便下注碼。決斷是夠狠了，但書中不少事件皆反映他處事上缺乏組織，不講章法的毛病，只懂兵行險着，怪招之多，令人眼花繚亂——這大概是富家子弟的習性吧。好像作者剛獲羅德丞的「新香港聯盟」聘用時，與另外二個職員一樣，竟然毫不清楚自己的職稱，而羅德丞也懶得處理，最後要三人協商才分好職責。聯盟決定備戰區議會選舉，羅竟然出動岳母(張祝珊媳婦)在幕後參與實務和溝通工作。試問堂堂一個政黨，像街坊士多般家庭式經營，會有甚麼出路？

又好像1992年，羅德丞獲中央授權貸款辦《香港之窗》(Window)英文雜誌，是第一個獲此待遇的非共產黨員。錢到了他手，卻大手大腳胡亂花費，高薪招聘的資深編採人員，最後要多番撤換，而一週返工三天的電腦技術員也月薪五萬。最終引起江澤民不滿，再度撥款時，被中國銀行警告是最後一次。

又如羅德丞發覺自己行情下滑，不是中央屬意的特首人選時，他不甘認輸，急急扶植好友李福善出來，但這時距離預選不足一個月，錯失了曝光拉票的先機。可笑的是，到了宣佈參選的甚麼「午敍聯歡」裏，負責公關的黃霑請來薛家燕等一班明星捧場，而羅竟然認為是宣傳成功。

羅德丞以為打通了與姬鵬飛、李鵬的關係便安枕無憂，但始終贏不到江澤民的青睞。而且他欠缺親和力，得罪人多稱呼人少，一意孤行依然不以為忤。看在本地左派人士眼裏，即使他如何自淋紅油，努力效忠，也不過是半途出家，洗脫親英的原罪(如書中便提到廖瑤珠一直看不起他)，最後難免落得裏外不是人。

事後孔明，與其將羅德丞的失敗，歸咎於時不予我，不如說是性格決定命運。在西方民主國家，政客從來沒有需要遮掩自己的野心，但在一個槍打出頭鳥，領導人接班前要韜光養晦的國家裏，羅德丞的世家子弟性格，以至路人皆見的野心，通通是他的致命傷，結果只會叫人多加忌憚，又怎有可能獲得中央的祝福呢？作者推許羅德丞為「政治精算師」，可是機關算盡太聰明，懂得中國人打牌送禮討好對方的伎倆，對這一點國情，似乎還是不太了解。

羅德丞的梟雄性格多少有點像電影《大國民》(Citizen Kane)的報業大亨凱恩，不惜一切進軍政壇，終歸落得孤芳自賞，鬱鬱而終的收場。風流散盡，他的一生，好像已經是上一代的事了。但是《羅德丞政海浮沉錄》的觀察，就像影片結尾主角遺下的一堆拼圖，值得留待讀者，特別是那些忽然親中的權貴好好細味。

延伸閱讀：《羅德丞政海浮沉錄》(香港：博益出版社，2007年)

                     羅德丞生平簡介(維基百科)

 

書出了好一段日子，許多次經過書店，也不曾想過把它買下來。直到早陣子讀了司徒華的書評，才引起我的好奇心買來一讀。

說的是《羅德丞政海浮沉錄》，我買的時候，已經出到第三版了，有些書店據聞更賣斷市。

作者叫高繼標，本為教師，六四前投身政界，跟隨羅德丞打江山，之後轉任港進聯總幹事，到回歸後不久又重新執起教鞭，去年移居加拿大。雖然他在政圈打滾了近十個年頭，但不要說公眾，據說許多政界人物也不大熟悉他，看來他真夠養在深閨。

香港的政客名人，不像西方那些有退休寫回憶錄的傳統；即使有，往往不是出於中國人的「厚道」而多所避諱，就是王婆賣瓜自吹自擂。在《明報》的專訪裏，高繼標說：「有好多材料我都冇寫，不想冇左朋友」，原定寫十萬字，最後六萬字收筆，但內容已經十分震撼，畢竟書中所提及的人物大部分仍然健在，而且活躍於政界和商場。作者把可笑可悲可嘆的所見所聞，構成了一幅「十年來政壇目睹怪現象」的白描出來，叫人眼界大開。(不說不知，原來釣魚台國賓館有道名菜是清湯狗肉。)

作者說，此書是為去年逝世的前上司羅德丞「平反」的，書末更肯定孫明揚在羅的喪禮中，褒揚羅人品高尚，待人真誠的一番說話。只怕這是作者已死的年代，我翻遍全書，對不起，怎樣也找不到所謂高尚、真誠的事例，剛剛相反，從飯局為難林行止、搜集董建華楊鐵樑「黑材料」、唱衰「董陳配」……，在字裏行間，處處透現出一個政治賭徒趨炎附勢不擇手段的醜陋嘴臉，進一步證實坊間多年來對他的負面印象，不知這算得上哪門子的平反呢？

 

反右五十年，章詒和有心留下紀錄，用文字為父輩討回公道。雖然以詞句為書名，但是別以為章詒和的新作《順長江，水流殘月》跟《最後的貴族》一樣是回憶文字，《順》引錄了大量官方內部文件，保證句句有出處；如當閒書去讀，其實枯燥乏味得很，沒有《最後的貴族》那種人物素描引人入勝。

《順》集中寫兩個人，第一個，當然是作者的父親——「大右派」章伯鈞，另一個是「無子無女，屍骨無存」，甚至被朋友笑稱為「初戀」對象的羅隆基，寫他們由1956年至1958年——即鳴放到反右運動的遭遇。

關於反右的目的，毛澤東不是說得很清楚嗎？「不是陰謀，是陽謀」，就是看穿有些人仍對中共不滿(類似今天所講的「人心尚未回歸」)，於是來招「引蛇出洞」，務求將右派分子一網打盡。幾十萬人因直言(有些只是一時失言)惹禍，無辜被扣上帽子，甚至丟了性命。直到七十年代末，「冤假錯案」才陸續平反，剩下幾位仍然保留右派之名，章、羅便是其中兩位。當中，章伯鈞在「解放」前一直堅持建立國共以外的第三黨勢力，反對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最後礙於形勢才妥協。放棄背後，或許正是在運用作者口中他所擅長的「兩面手法」吧？這樣的一個人，試問又怎會見容於中共？收拾他只是遲早的事。匪夷所思的卻是他和羅隆基等民盟成員，經歷過建國初年肅反、胡風事件，竟然還看不清楚中共耍的把戲。毛澤東不過擺出一副誠懇的姿態，拋出一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騙倒他們，以為眼前的是遲來的春天，急不及待在公開場合侃侃而談民主、兩院制，說甚麼「資本主義還有活力，有在朝黨和在野黨，我不行你來，你不行我來」、「馬列主義只有那麼幾條，不值一學。《人民日報》所載的完全是教條，一文不值」，完全不醒覺等待着他們的會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批鬥。

反右時，年幼的作者曾經問父親當右派的罪名，他回答：「我們的罪名嗎？那就是我們說得太多，我們懂得太多，我們幫得太多，我們受教育太多。」接着作者問他為甚麼失敗，他沒說甚麼，只說待她長大後才告訴她。其實，中國歷史千頭萬緒，歸結下來，不過是明明白白的四個字，「成王敗寇」。章伯鈞作為一個「政客」(作者語)，要罵毛澤東是「大流氓」的同時，也只好怨自己的政治智慧太低了吧？

延伸閱讀：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