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盡天涯路

內地作家張賢亮有本小說，書名叫《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小說沒有看過，但書名很有意思，我一直記在心裏。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或許說的是女人在男人生命裏所佔的比重，但是，在我看來最好還是用來形容男人的精神面貌——不用費盡心思往同志圈找，直男中就有很多比女人更女人。

看看那些教女生歡迎，特別是台灣、日本來的青春偶像吧，一個賽一個娘娘腔，高八度的聲線嬌滴滴脆滴滴，撒嬌爭寵不甘後人，舉(蘭花)手投(光管)足更是媚態十足。陳凱歌導演拍的《梅蘭芳》，找飛輪海的辰亦儒去演《貴妃醉酒》，隨時要比黎明勝任愉快。

放在昔日，細皮白肉的花樣男孩，可要被喚作「粉頭」、「小白臉」呢。

同時也發覺不少男人中年以後，世面見得多了，容貌開始默默起革命：頭髮禿了，眉毛幼了，面皮和眼袋一塊兒塌陷，面團團有雙下巴，兩頰桃紅，唇紅齒白，不用搽唇膏、抹胭脂，樣子好像個身形發福的師奶。有些甚至連性格也閹割掉，沒了稜角，人變得婆婆媽媽起來。

毛澤東初出茅廬，到農村搞革命時，儀表尚算氣宇軒昂，瀟灑不凡；到了晚年，與「不愛紅裝愛武裝」的江青掉轉了性別似的，樣子看上去像個大嬸。

早陣子兩韓會談，南韓總統盧武鉉夫婦抵達平壤，金正日依舊是全套軍綠色的裝束，但稀疏乾枯的鬈髮，矮矮胖胖的身材，腳蹬高跟黑皮鞋，不似男人，倒像恤完髮的街道大娘。看他目無表情地向盧武鉉握手，對方卻一臉歉疚，不知就裏的人，還以為盧武鉉帶着妻子回北方老家探望阿媽呢。

女性好像沒有類似問題。男孩姑且可以推說是乳臭未乾，但麻甩佬又怎樣解釋？有沒有人知道，這究竟是男性荷爾蒙衰退，還是另有原因呢？

岩井俊二《情書》的最後一幕，藤井樹母校的學生來到她家，給她遞上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裏面夾着一張圖書卡。原來與她同名同姓的男同學，當年就在那張圖書卡的背面，偷偷地用鉛筆畫上她的樣子。學生整理圖書館時發現了，便將這張卡交給她，她才知道曾經有一個人暗戀她。

在《竊聽者》的末段，東德變天，主角脫離了特務工作轉當郵差。一天，他走過書店，見到當年監視的劇作家出了新書，名叫《好人奏鳴曲》。在書的扉頁，劇作家寫着：「獻給特務HGW XX/7」。看罷他毫不猶豫拿去付款，店員問書本是否要包裝好送人，他回答道是給自己的。

今日，一個人逛無印良品，為了給家人買4R相簿(平時我用的是3R相簿)，順手拿起一部樣本來看。在相簿的頭幾頁，夾附了數張字條，人們在上面胡亂寫寫畫畫。揭到最後一張，上面寫着三句用啫喱筆寫的祝福語，竟然是之前代課的同學寫的。(單憑字跡，我猜是學生C寫的。)

更詫異的是，第一句竟然是給我的——用上她們對我的暱稱，祝福我前程似錦，接下來是給班主任與她們自己的祝福。

看罷，我把相簿緊緊合上。我忽然想起這兩部我很喜歡的電影結局，從沒想過現實裏也會發生類似的事情。是不是上天要在我徬徨的日子給點鼓勵呢？此刻，我只知道，這樣子的偶遇，也教我心頭溫暖不已。

低估了香港人對中國藝術忽然熱衷的威力，《清明上河圖》真跡展出時，我懶懶閒沒訂票，到如夢初醒時已經太遲，只嘆與名畫緣慳一面。所以，一知道有第二期國寶接力，便馬上抽空去看。

一向覺得藝術館是香港最寧靜的一座博物館，即使星期三免費入場，也真的靜得連一根針跌在地上都聽得見。現在忽然間人頭湧湧，比旺角還要熱鬧，最高興的大概是官老爺了。

大堂放了部大電視，由館長給大家上堂，教大家從哪個角度去欣賞國寶，吸引了不少人觀看，有國內同胞就拖男帶女，坐在這裏邊看邊食橙。

展出的《清明上河圖》有兩幅，一幅是明代仇英畫的，風格與張擇端的迥然不同，另一幅是八十年代的摹本，都放在一個獨立展廳裏。

先看今人那幅，想不到竟然這麼大陣仗，既要排隊，又有人維持秩序。排隊的時候，那職員剛好認識我前面的男人，對方一時記不起她是誰，她於是忙着喚起對方的回憶，秩序倒沒有怎樣維持，遊人自自然然慢慢蠕動。惟獨是有個中年老外，在畫前駐足良久，毫無寸進，有如化石。後面的人不滿，向保安投訴：叫他再排一次隊吧，別阻住地球轉。那職員剛入正題就被打岔，回頭笑了笑，漫不經心拋出一句：「我叫過他很多次了，他是外國人。」此言一出，不用我多說，大家可以想像人們的反應吧？幸好來參觀的人都知書識禮，沒有在大庭廣眾爆「三字經」或動粗，職員只管尷尬地笑。那位老外似乎也感受到不滿的聲音，終於識趣地走到後面排隊。

仇英的《上河圖》人龍更長，館方要分流讓人參觀。之前更有「專人」指點我們如何充分利用三分鐘的時間有秩序地「欣賞」，像幼稚園老師教初入學的小朋友，「乖啦，大家記住要一個一個排好隊上厠所呀」。計時器一響，眾人二話不說跑向前，像瞻仰遺容般，透過玻璃箱從頭到尾又從尾到頭看，看它三分鐘。嘟嘟嘟，時間到了，「多謝各位」的話音未落，又輪到下一批人撲上去。

三分鐘，還有十多人在一起，大概只可以形容為「掃瞄」，而不要說甚麼仔細欣賞。走了以後，留下的，就只有玻璃櫃上那骸人的面油漬——儘管一批人走了以後，清潔工馬上上前抹它一遍，但是，在微弱的光線的映照下，面油漬仍然清晰可見。人們難道要貼在玻璃上嗅/吻過夠？確實是一個謎。

或者，只有限時或限量，才能進一步顯示物件的身價，令觀者感到虛榮吧。畢竟對大部分人來說，畫中的細節佈局如何精妙如何細緻並不重要，「下一次展出要在十年後」這句話才是令大家死心塌地排下去的動力；正如大家只聽見名媛明星拿着那名牌環保袋「我不是膠袋」出出入入，沒興趣知道它的製作材料和過程是不是環保一樣。

其實精彩的又何止一幅《清明上河圖》？其他同來的國寶一樣美不勝收，當中有我所愛的宋徽宗瘦金體詩帖，又有在中學中史書見過的《步輦圖》，就在對面的另一個展廳，但遊人少得很。

也好，不用我擠來擠去。日常生活已經要爭分奪秒了，看書畫也應該寫意一點吧。 

P.S.：除了藝術館，歷史博物館和文化博物館最近也展出大批內地的珍貴文物，其中以前者的展品最為可觀，原來S形腰早在漢代便有人欣賞！

1997年7月，我讀中一，等待派成績表。7月1日，大雨，甚麼地方也沒有去。我保留了當天的報紙，然後跟幾百萬市民一樣，在家中看電視。對於一個喜愛歷史(尤其是中史)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見證歷史，見證將會寫進史冊的歷史。

十年啊十年，若不是這陣子給官方與傳媒天天疲勞轟炸悶出個鳥來，我真的不感覺我城已經回歸了十年。古人說得沒錯，十年一覺，一切彷如昨天——

師奶垃圾婆仍然長駐金魚缸，即使追捧的國內企業連名字也叫不出(記得97年排隊拿北京控股的招股書嗎？)。無線仍然以慣性收視壓倒亞視。從祥哥到小甜甜再到《溏心風暴》，市民最愛看的仍然是富豪爭產。四大天王譚詠麟仍然是文藝晚會表演嘉賓。香港學生(或者應該說香港家長)仍然重理輕文。《蘋果》《東方》仍然銷量最高。議員仍然無的放矢，輸打贏要。區議員博選票仍然靠蛇宴啖荔團。高官仍然將經濟發展凌駕於文化之上。商人仍然樂於吃政治免費午餐。做官的仍然對我們說「香港明天更好」。香港仍然普選無期。今天7月1日仍然下雨。……人人都說十年人事幾番身，霑叔告訴我們變幻才是永恆，但我們有沒有想過，可能更多的是十年不變？

是上天注定抑或事有湊巧？代課的學校就在母校對面，但是，這麼多年來，一街之遙，我不僅半步沒有入過去，更加沒有想過有一天會以老師的身份在那裏出現。

每天穿上恤衫西褲，揹着書包返學放學，走在同一個社區，同一條路，總不免回憶起很多中學時期的片段。

中學時的我，每天很早便回到學校。有七年時間，我差不多天天早上都站在課室外靠近大街的走廊上。我喜歡一邊拿着課本溫習，一邊看看哪位老師哪位同學步入校園，有時同學會走過來聊聊。看多了，老師返學的時間也瞭如指掌。

大概是中三時候吧，有一天，同學買了本今天已經過氣的青春雜誌，其中一版專門偷拍學生的。他發現其中一幅相是在我們學校拍的，相中人是一個平頭裝的男生。相片其實平平無奇，壞在起了一個很抵死的小標題：「餓鬼眼甘甘」，並繪形繪聲地說那男生如何目不轉睛地欣賞女校風光。我校(相信大多數男校也是如此)有個「風俗」，許多男同學愛在小息時間，在籃球場旁的鐵絲網徘徊，雙眼怔怔地望向對面打排球的女生。同學硬說相片上的男生有八成似我，但相中人只是站在走廊而已，而且相片模糊得連五官也看不清，根本證明不了甚麼，何況我向來沒有這種少男情懷。可是，一傳十，十傳百，「相似」慢慢被演繹成「等於」。同學見面，我未開口，對方便陰陰嘴說：「估唔到你咁色膽包天啊，嘿嘿！」任我如何努力反駁，換來的是越描越黑，惟有嘆句「黑狗當食，白狗當災」。

回想起這件往事，我不禁莞爾。那時大家真的很無聊又很幼稚，雞毛蒜皮的小事便當正大新聞，鬧得無日無之。不過，十來歲的少年人就是有這種無聊幼稚的「權利」，而不會被人家笑「kidult」和「老而不」的。

在代課這段日子裏，每當我沒有課堂，改作業又改到眼睛疲累時，總不期然走到窗前，回望母校，回望那條向街的走廊。我長大了，曾經一起玩過笑過的同學，早已各散東西，許多沒有再聯絡了。而學校所處的社區呢，剛剛相反，卻越見年輕。以數字命名的公屋，第一座，第二座，第三座……第十座，早已淪為鏟泥機和起重機下的亡魂，沒有墓碑，沒有鮮花，取而代之就只有一座座外牆色彩不同但外形一樣的屋村，以及大得像怪獸的商場。才不過幾年光景罷了，我便好像去國多年的遊子，面對眼前一切，感到新鮮，也感到陌生。在課堂上談到這裏雙十節的旗海與巨幅國父畫像時，學生紛紛報以詫異的神色，原來自己不自覺在講神話故事。「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到底記憶不是集體，而是私人的情感密碼。

圖：我的工作「單位」 

去年放棄了學院專業訓練，怎知兜兜轉轉，因緣際會，卻擔當起代課老師來。

一共要教九班，又教書又改簿又出卷又監考，工作量不少，但自知是過客，便沒有其他老師的心理包袱。人一輕鬆，日子也過得特別快。

當一個教師不容易，當一個好教師更不容易。其實我不習慣在陌生人前喋喋不休，不習慣當眾人的焦點，更不習慣被稱呼做老師——這個尊稱我一直覺得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在最後的一個星期抱恙在身，吃了點藥，頭就昏昏沉沉，語無倫次，但在課堂，要像粵劇伶人出虎度門般全情投入，繼續吃力地演獨腳戲，擠出不好笑的笑話。

課室秩序我不太着緊，記得中學老師說過，除非那學生騷擾我和別的學生上課，否則不會管太多。旁人可能認為太鬆懈，我現在想來有其道理：學習已夠緊張了，何必嘮嘮叨叨浪費時間呢？何況，像湯禎兆所講，不是每個學生都適合自己「波路」，有些學生說不定就是聽補習天王的話。

教了那麼多班，無可否認會偏心某一兩班。中四是會考班，難免比初中着緊些，而且每天差不多都有中文課，感情也慢慢滋長起來。沒有堂上的那天，心裏總耿耿於懷。無奈課堂時間短得可憐，有時候又因為其他事情取消掉，根本沒有機會像朋友般，關心她們的課餘生活，或談些無關痛癢的閒話，只能功利一點，集中火力放在考試策略上。

難以忘記第一天站在她們班房，縱使不是第一趟誤人子弟，我還是擔心雙手會發抖，只有緊緊拿住教科書照本宣科。課文是熟悉的，課程是陌生的，沒有人告訴我應該怎樣辦，我只好摸着石頭過河。看見四十多位學生茫然的目光，我已經心知不妙，心裏盤算着明天改變方法。怎知，到下課時，有位學生馬上衝出來，說：「老師平時不是這樣教的。」態度老實不客氣。我聽罷心裏不太好受，想反駁她：你那位老師叫我怎樣教都行，難道我非跟隨她不可嗎？不過，我最終選擇把這句話吞下肚裏，沒說甚麼。

第一次批改作文，她們中文水平之低，實在叫我吃驚——詞句不通，錯字百出，有幾篇如要修改，倒不如將整篇重寫好。我想，這就是所謂的Band1名校嗎？但自己中四時的中文成績又怎麼樣？如果學生不用教，還要學校來幹嗎？於是我模仿中學時的英文教師，抽出她們的病句，然後在堂上分析，又寫一篇短文教她們學好中文。 

作為老師，我自覺有責任指出她們的毛病，告訴她們學習中文就只有多讀多寫，別無其他捷徑，趁現在距離會考尚有一年時間，提高中文能力。當時，我想只要有幾位同學聽教已經不錯了。怎知同學的反應很積極，遠遠超出我預計之內，更成為雙方關係破冰的轉捩點。有同學之前很憎我，現在會希望學好中文。她們總算沒有浪費我的心機，我真的很高興。

這一年，我的付出與回報太不成正比了，加上旁人無聊的計算、朋友的出賣，心境一下子蒼老了許多。難得在她們身上，我遇到久違的，未經複雜世道污染的心腸，喜惡都是那麼坦率。

4E同學，「最好的時光」其實不是測驗題目，而是在形容我們這一段相遇相知的日子，你知道嗎？

上帝要誰滅亡，必先讓誰瘋狂。

比起那位劉德華的狂迷楊麗娟，我更不明白她的父親——是甚麼原因令到一個中學教師會活得如此荒唐又如此瘋狂，賣樓、借錢、賣器官，到最後以自殺去成全女兒的所謂「理想」？

如今，人死了，願望沒有達成，女兒連父親的遺體都不望一眼，便跟母親一起回老家，等待下次來港接觸偶像的機會了。

「楊麗娟，你以為你是誰？你很自私、很虛偽，你不敢承認現實，非常可悲。……你不自愛，你對我冷漠無情、冤枉他、視而不見，你沒人性、沒人心、沒血性、沒起碼的道德良知。」楊父那封痛罵劉德華的遺書，似乎把當中的「劉德華」改為女兒的名字更恰當。

每年總好像會出現一個行為怪誕，不迴避記者鏡頭，願意接受採訪的頭條人物。之前是慾海肥花、陳健康，去年就有巴士阿叔，因為Youtube的短片，連外國人也認識，現在2007才過了四分之一，便出了一個楊麗娟。記者只管跟着她團團轉，由香港到蘭州，本來一樁好讓我們反思粉絲現象的鬧劇/悲劇，卻變成大眾一則茶餘飯後的笑料。

母女倆回到蘭州後無處容身，有廣州新聞網站就為她們租四星級大酒店，以便全程獨家貼身追蹤，之後又有報館要爭奪獨家採訪權。想不到內地傳媒報導有關消息，手段竟比我們的《蘋果》還要厲害。

或者我們更應該問一句：是她還是我們的社會有病？

其實內地傳媒也用不着大驚小怪。比起楊女因為發夢多番夢見劉德華，於是不讀書不工作，展開十三年的追星之旅，文革時全國同胞浪費了十年青春去崇拜和擁護一個「偉大」領袖更加誇張。每天早晚在領袖畫像前唸語錄，或手纏紅衛兵臂章，湧到天安門廣場一邊揮動小紅書，一邊熱淚盈眶地歡呼「萬歲」的畫面，已經成為整整一代人的「集體回憶」。而直到今天，仍有很多老百姓把毛主席當作全能全知的真神，像楊女沉醉於與劉德華的綺夢中，還不願意醒來。 

(文章寫畢，在電視看到葛文輝執導的新片《甜心粉絲王》即將上畫，不無巧合，片中就是以瘋狂粉絲為主角。不過，楊氏一家的奇情故事，恐怕任何一位編劇也寫不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