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盡天涯路

廣東與香港文化界大抵很久也沒有如此熱鬧，大型有最新一屆的「香港‧深圳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兩地各自以「城市動員」策劃展覽；小規模如早陣子廣州北京路的書墟，省港澳作家濟濟一堂亮相。就連今屆乙城節都以廣州為焦點城市，單看「行路上省城X廣東主義」的主題，已經惹人遐想。

「省城」即是廣州，乙城節喚回「行路上省城」這個遙遠的概念，正好道出了粵港之間曾經有過一段悠久緊密的聯繫。關於這方面的討論，香港電影資料館早在2005年出版的《粵港電影因緣》，便從電影方面作深入研究。去年上書局推出《大廣東》則以更廣闊的角度，縷述省港澳三地在衣、食、住、行等不同方面的淵源，廣東文化對香港的影響其實無處不在。

畢竟香港毗連廣東，大家同聲同氣，都是以廣州話作為主要語言。可以說，在香港未孕育出今天的港式文化之前，所謂的「本土文化」，其實只是嶺南文化。作為邊陲之地，香港所接觸到的中國文化，也自然是由廣東輸入。我們熟悉的老字號，諸如陳李濟、保濟丸、王老吉、太平館、蓮香樓以至粵劇的八和會館，都是發源於廣州，後來才播遷香港的。

早期省港之間出入境和交通都很方便(當然不可能與今天比較吧)，1911年九廣鐵路通車，兩地交流更加頻密。北上不是今天才流行的，1925年省港大罷工，數以萬計香港工人放下工作，返回廣州支持工運。戰前，薛覺先、馬師曾、任劍輝等粵劇大老倌，經常穿梭省港澳一帶作巡迴演出。以「天空小說」成名的李我，更是坐飛機來回廣州與香港的電台開咪，即使今天聽來，也是相當「巴閉」的一回事。

一直到1949年為止，廣州都穩守珠三角的文化龍頭地位，那時香港只不過是半唐番的「埠頭地」而已。然而，隨着歷史變動，嶺南文化的餘緒卻流落到殖民地香港，在自由的環境底下，漸漸滋養出獨特的本土文化。

在香港本土化的過程中，不少優秀的嶺南傳統得到改良、更新，甚至揉合了西方及其他地區文化，從而發揚光大，譬如粵劇、粵菜，在香港的成就絕對青出於藍。粵語生動鬼馬的特點，在香港的流行曲和喜劇上發揮得淋漓盡致。黃飛鴻、葉問、方世玉、贊先生、找錢華、陳夢吉與荒唐鏡等廣東民間傳奇，通過大量文學、電影、電視作品，成為了家傳戶曉的人物。特別是黃飛鴻，自1949年電影《黃飛鴻鞭風滅燭》面世起，不僅是歷久不衰的影視題材，甚至變成了本土的文化符號，反過來回流廣東，黃飛鴻的家鄉佛山近年就為他建了一座紀念館。

正因為香港人靈活變通、積極實幹、開放包容，才能游走於中西夾縫之間如魚得水，而這份「香港精神」某程度上跟廣東人的性格一脈相承。

文革以後，中國實施改革開放。1979年4月，停駛三十年的廣九直通車恢復通車。然而，更值得留意的是在同年1月，無線電視派出《歡樂今宵》的藝員上廣州，與廣東電視台一起拍攝綜藝節目《羊城賀歲萬家歡》，開創香港與內地媒體合作的先例。省港重新往來，以軟性的娛樂文化「打頭陣」，而且選擇農曆新年這個象徵團聚的節日舉行，兩地千絲萬縷的文化與血緣關係可謂不言而喻。

不過，物換星移，內地才剛剛從浩劫中恢復過來，卻正逢香港與港式文化風光之時，加上港商大舉北上投資，結果造就內地城市一面倒地「香港化」，香港被視為現代文明的成功典範。當中，珠三角尤其首當其衝，城市硬件(如大型商場、洋房、酒店、機場、旋轉餐廳)處處可見香港的影子，更不用說粵語流行曲、港產片和港產電視劇的入侵，出現了「廣州梅艷芳」之類的有趣現象，而這說到底正是源於兩地深厚的聯繫，沒有太大的文化隔閡所致。

作為嶺南文化的發源地，先是一連串的政治運動，改革開放以後又出現過度開發等問題，現在廣東要面對的是新生的文化尚未成熟，同時舊有的傳統已經變得十分虛弱，而且所餘無幾。好像正宗的西關大屋，今天在廣州竟然蕩然無存，要在澳門才能夠找到。再這樣下去，傳統的文化風俗或許只能夠透過複製、模擬去重現，如廣州的嶺南印象園。

對於香港而言，重新發現嶺南文化不是要懷舊或盲目唱好，而是要發掘我們本土文化中的根，從而理順出文化發展承傳的脈絡。近年香港不少傳統文化也面臨種種危機，追本溯源，會發覺這些傳統都跟嶺南文化息息相關：上海街的騎樓，叫人不期然想到廣州上下九路、恩寧路一帶的騎樓，而後者才是這類建築的發源地。又如早前結業的龍門大酒樓，無論建築風格以至菜式，都像老廣州的陶陶居和蓮香樓。

相比之下，大部分香港人的上海情懷，往往只是來自張愛玲的小說或以上海為背景的電影、電視劇，比如《上海之夜》、《上海灘》等。即使是上世紀五十年代的南來移民，落地生根以後，他們的下一代也徹底融入本地的生活方式。而嶺南文化才是真正深入大眾的骨髓，有着切身的感受——誰不是天天講粵語？誰沒有上過茶樓？誰沒有吃過雲吞麵？

若再進一步來看，香港與其向上海、北京靠攏，不如積極從傳統中吸取養份，利用自身的優勢，以廣東作為龐大腹地，促進兩地的交流，重新整合嶺南文化才是更明智的出路。

(原文刊於《星島日報》副刊，2010年1月28日)

大除夕，往港大辦點事，怎知過了辦公時間，辦不成。見時間尚早，既然遠道而來，於是往後山走走。

一直聽聞電影《色，戒》王佳芝喬裝麥太太的那間大屋，就是在港大後山拍攝。很奇怪在高速發展、寸金尺土的城市，動輒以「天價」賣盤的半山，竟然仍會保留這麼的一幢老房子。基於一點點好奇心和懷舊心理，大半年前行經西環時，曾嘗試在校長宿舍一帶找，但最後還是無功而返。

我沿着旭龢道往山邊的方向走，上次我見到消防局便以為是盡頭，沒有再往前行，怎知山窮水盡疑無路，原來前面是另一條路——寶珊道的開始。而在兩條路的交界上，有一條很古樸的天橋，用麻石砌成，可以通往龍虎山。

在寶珊道上邊走邊望，只見道路兩旁都是新建的豪宅，哪裏有座古老大屋？原來傳說中的大宅，是位於寶珊道盡頭。

大宅背山而建，樓高三層，露台寬闊得很，而旁邊有車路伸延到街上，建築風格談不上獨特，但勝在平實。畢竟那個年頭的有錢人，如鄧小宇所言，還是講究優雅、品味，並不是今天般暴發庸俗的。邵氏、電懋的國語片中，尤敏、葛蘭、林翠所住的洋房不正是這個樣子嗎？難怪李安也選中這裏作為電影場景了。

可惜，一切俱往矣！現在大宅的外牆早已斑駁不堪，屋外又長滿雜草，看來應是荒廢了好一段日子。天色陰沉，四周草木蕭蕭，人跡罕至，更加叫人不期然聯想到那些鬧鬼的凶宅，從心底生出陣陣寒意。雖然大宅中門大開，我也不敢一個人貿貿然闖入，只好從玄關望進去。內裏的牆身不知何故，青一塊，紅一塊，在暗黑的環境中，這種顏色的配搭顯得更加詭異。對正門口有一條木樓梯——這會不會就是《色，戒》中，錢嘉樂滾下來被王力宏插死的「案發現場」呢？空氣中彷彿也嗅到血腥味。

大宅外，已有地產公司豎起寫上「售」的大幅廣告，相信很快這裏會被推土機移平，它與它的時代也只能在光影中再尋覓了。

在香港各區中，尖沙咀商場的數目未必最多，卻可以同時找到屬於不同年代的商場：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有香港第一座大型商場海運大廈、星光行；八十年代有尖東的永安中心、尖沙咀中心、新世界中心；九十年代落成的有新港中心、美麗華商場等。至於近期，區內有不少商場相繼開幕，包括K11、1881、國際廣場和活方。其中，K11和1881分別結合藝術、歷史兩種不同的文化元素去建立形象，可見新世代商場所扮演的角色越趨複雜。

自從政府提出將西九龍規畫成文娛藝術區後，藝術忽然間引起傳媒大眾的廣泛關注。雖然西九至今仍是一片空地，但本土的文化藝術氣氛無疑比以往濃厚，企業和商業機構都開始積極推動藝術活動。

商場方面，除了舉辦嘉年華式的娛樂活動以外，藝術展覽也越辦越多，而且規模也越來越大。近年如海港城的日本藝術家草間彌生展(還記得那個放在商場外的巨型波點南瓜嗎？)，還有時代廣場的黃永玉、幾米作品展，都吸引不少人特地前來欣賞。但是，像K11以藝術館為概念，高調將藝術放到與購物同等重要地位的商場，相信絕無僅有。

是的，商業和藝術不一定要處於二元對立。從發展商角度而言，藝術品未必能帶來龐大人流和豐厚收益，但肯定有助建立、提升商場的品味和人文氣息。說起來，不少歐美名牌都有贊助藝術活動或跟藝術家合作的習慣。Agnès b.就十分熱衷推廣藝術，如贊助香港國際電影節、香港藝術中心的電影院等。至於另一法國名牌LV，去年「法國五月」時，便在香港藝術館舉行「路易威登：創意情感」藝術展，展出「路易威登創意基金會」的藏品，同時邀請多位本地藝術家參與創作。

位於河內道的K11，名字乾脆沿用舊區重建時的編號。商場號稱是「全球首個購物藝術館」(Art Mall)，結合藝術、人文及自然三大元素，目標是要發展成紐約的蘇豪區(政府和發展商總愛跟歐美比較、攀附)。在商場每層不同地方，陳列十多位本地藝術家的作品，同時定期舉辦藝術展覽(現正舉行的展覽主題是「Hiking Arte」，探討商場與自然的關係)，又設導賞團帶領遊人欣賞藝術品。哪怕是window shopping，所瀏覽的也不再限於櫥窗裏的商品，還可以包括藝術品在內。

「購物藝術館」無疑是別具創意的點子，不過，現在所見，K11未完全走出傳統商場活動的模式，仍是以較規範化的展覽為主導。展品大部分是雕塑、繪畫等裝置藝術，文學、影像藝術暫時付之闕如。其實，商場不必要着意模仿畫廊或官方的藝術館，不妨讓藝術品有機地融入商場空間及社區環境，在藝術與遊人、商戶之間，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方能發揮藝術商場的最大功能，否則，藝術品只會成為美化環境的裝飾。

至於由舊水警總部改建成商場連酒店的1881，則是利用時下流行的懷舊、文化保育、古蹟活化的風氣作商業消費，同時又可以作為旅遊景點，一如前身為上環街市的西港城。

初聽1881這名字，還以為是指舊水警總部落成那一年，查看資料後才知道真正的年份是1884年。那麼，1881又代表甚麼呢？或許除了歷史學家外，其他人都沒有必要深究下去，畢竟是1881抑或1884，在這裏只不過是一個被消費的符號。

現在香港保育、活化呈現出來的歷史文化，往往經過選擇性的分解和重構，尤其像前水警總部矗立在山上，與四周隔絕，不是人人可以進去參觀。沒有集體回憶的建築物，也就更容易被改造和發展。1881雖然保留了前水警總部大樓、馬廐、報時塔、前九龍消防局及消防宿舍五座建築物，但原來的山崗已被鏟平了一半，取而代之是中央廣場和噴水池。山上的老樹大部分被砍掉，保留下來的則變成大型盆景。廣東道那邊的花崗石護土牆被清拆，石塊按原貌重置於九龍公園徑一邊。新舊對照，當中的轉變確實是很驚人的。

而新建的建築採用仿古風格，與修復後的古蹟連在一起，真實與虛擬之間的界線十分模糊，令人難以分辨。另外，商場派出幾位穿上維多利亞時代盛裝的男女，供遊人拍照。說穿了，1881就是主題公園，塑造、販賣着逝去了的殖民地情懷，借此建立高品味形象。遊人消費的只是即食的感覺，沒有多少人會在意當中有多少貼近歷史原貌。

這種拼貼、仿造、超現實的後現代文化，1881並非孤例。不少人當會記得原來位於中環的美利樓，1982年拆卸後，到2000年移到赤柱按原貌重建，旁邊卻擺放了上海街騎樓的石柱作裝飾。幾年後，政府又將舊卜公碼頭的上蓋遷至美利樓附近的公眾碼頭(舊卜公碼頭在1965年拆卸後，上蓋一度移至摩士公園)。三座不同地區、不同時期、沒有任何關聯的建築，一下子身處同一地方，有了新的「歷史」。

現在香港每區都有大型商場，為了搶佔市場，吸引遊人，自然要因應社會潮流及不同對象的需要，注入新的元素和賣點。我們常被鼓勵要「自我增值」，商場又何嘗不是？所以，有人說香港的商場千篇一律，其實不盡準確。商場早已不再是單純的商品買賣、飲食娛樂的消費場所，同時可以是公園、遊樂場、博物館、美術館、旅遊景點等多重身份，務求將各種功能一網打盡，令我們為之入「Mall」。

(原文刊於《星島日報》副刊，2010年1月14日)

身為「八十後」的一份子，談「八十後」現象似乎最適合不過，尤其在讀到大堆啼笑皆非又似是而非的觀點之後，更覺得應該寫點甚麼。然而，要說起來，這現象盤根錯節，不好梳理，只好以筆記成篇，記下個人的一些觀察和意見： 

1.「八十後」早就不是甚麼新鮮事，歐美有「Y世代」稱呼，內地更已由「八十後」講到「九十後」，香港現在才忽然一窩蜂討論，未免太後知後覺了，真枉為國際城市。

2.本地早幾年也流行「七字頭」、「八字頭」的稱呼，但主要涉及懷舊時才提及。近來再不見有人這樣說，大概這稱呼已經過時了。

3.世代論爭某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家庭成員代溝的延伸，維繫社會和諧的核心價值崩壞，導致兩代人越走越遠。 

4.現在傳媒、政客有意為「八十後」定型，將反對力量籠統收窄為「八十後」的一群，親建制的形容他們激進，民主派則大讚有理想，背後自然是各取所需，說穿了大家根本都一知半解，既畏懼又想攏絡。曾俊華最近在網誌上對「八十後」說盡好話，可惜他以住屋要求不同來解釋世代之別，說第二代香港人想上樓，第四代則關心會所、泳池云云，就暴露了他的認識還是半桶水而已。其實，由這班「五十後」、「六十後」的「老油條」去定義「八十後」，真是諷刺至極。

5.認同沈旭暉周日在《明報》副刊「自問自答」中所說，「八十後」有着不肯捱苦、面對逆境能力低、缺乏工作紀律這樣那樣的缺點。我甚至認為「八十後」高學歷的人雖多，但混水摸魚的也大有人在；接觸的資訊不少，但視野越來越狹窄，缺乏求知精神；人權福利掛在口邊，但對人對事欠缺基本的尊重和禮貌。所以，拜託各位不用一味美化，往「八十後」面上貼金(反之，「八十後」也不用妖魔化嬰兒潮一代的香港人)。「八十後」可能甚麼都不是。

6.中國崛起，香港憑藉的中介優勢不斷減弱，加上特區政府施政失敗，「八十後」面對困境無疑是事實，但別忘了社會上還有很多低下階層，他們年紀大，學歷低，工作朝不保夕，看不見前景，生活隨時比「八十後」要差。所以，「八十後」不要再像怨婦般不斷發牢騷，甚至借此作為無能、好食懶飛的擋箭牌。 

7.有謂「八十後」的激進手法是受社民連影響，倒不如說是對香港政黨、香港政治徹底失望。其實大部分港人對本地政黨都不深存厚望，分別只在於年長的往往抱着犬儒、認命的心態，而年輕不服輸的就身體力行，企圖改變現實。他們的行動，某程度上是對一眾政黨的反動，那些泛民成員別那麼得意。

8.形容「八十後」激進，暫時來看，怎樣也比不上「六七暴動」放「土製菠蘿」的青年、七十年代的「革馬盟」吧？只是「八十後」主要透過網絡動員，沒有政黨組織，不容易觸摸他們的「劇本」部署，才叫政府感到頭痛而已。

9.每一個年代的年輕人都有反叛的基因，代代如是。現在鄭海泉、梁錦松等身居高位的人，不是仍以當年參加保釣運動為榮？無疑年輕人都會有幼稚、躁動的毛病，但是，如果年輕人一開始就是世故圓滑，社會又何來有創新、改革的力量？

10.與其繼續責怪「八十後」搞事，何不積極一點，好好聆聽一下「八十後」的聲音呢？你說年輕人不懂事，作為長輩的為何不能展現風度和胸襟，反而繼續擴大分化？

11.政府別以為學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動」後舉辦新潮舞會、香港節，便可以令年輕人放棄上街。「八十後」的抗爭不是為了實際的經濟利益，而是要求建立基本人權和良好生活價值，這可不是搞幾場演唱會或派派糖便能收買的。更何況，當年港英政府也不止這一兩道板斧，施政方針在七十年代漸趨開放。 

12.「八十後」怨氣的來源，例如不能上位、社會被大財團壟斷等，何嘗不是引起小市民的不滿？說到最後，所謂的「八十後」問題，其實也要回歸到香港整體的問題——或許這就是真正的「深層次矛盾」。特區政府既沒有殖民地時代的管治權威，然而施政思維卻仍沿用舊黃曆，根本沒有與時並進，又怎能不出事？難道這正是後殖民時期必然之痛？

一直覺得無線《超級巨聲》最大的問題是沒有誠意，表面上說是發掘歌唱人才，實際上經過沒完沒了的淘汰賽和復活戰，參賽者(和觀眾)都筋疲力盡，但面目繼續模糊。

這類歌唱比賽應該近似《American's Next Top Model》等節目，主題其實是成長，看參賽者如何過五關斬六將，由石頭成為美玉。亞視的《亞洲星光大道》雖然製作簡陋(讀《信報》才知道參賽者的服裝都是評判Walter Ma找贊助或私伙)，但每集讓人看得到參賽者在成長、進步，自信和個性不斷增強，開始展現個人風格，最後即使明知電視台刻意炮製矯情催淚的對白、音樂，也多少會為他們的成敗而感動。反觀《超級巨聲》，參賽者一次又一次的唱，第十集跟第一集彷彿沒有分別，風頭都被評判們搶去。

這邊廂亞視捧出了羅力威、亢帥克等人，但無線卻造就陳潔靈以「Miss Chan Chan」之名咸魚翻生、藍奕邦被封為「金句王」和官恩娜憑《Endless Love》一曲彈起。是的，現在《超級巨聲》的觀賞價值也僅餘下評判的表現(或表演)。看他們一臉嚴霜，然後煞有介事爆出「金句」，某程度上他們也成了被觀看的參賽者——誰沒資格當評判、誰的評語最狠、最入肉，通通成了網民的話題，被冠上不同外號。

當事人大概也明白這點，於是不難發覺他們越來越投入角色，所花的心思甚至遠超參賽者。其中，為了將評語「升呢」成「金句」，更是不怕刁鑽刻薄，鬧出笑話也不自知(一如那些飲食節目主持)。有一次，某評判大讚參賽者的歌聲，令他起「雞皮疙瘩」。我還以為是自己聽錯：不是難聽的歌聲才令人有寒意而起「雞皮」麼？後來在另一集，另一位評判又用上相同的評語。自問孤陋寡聞，何時唱得感人，也會打冷震起「雞皮」呢？

祝各位新年快樂！

2009年不少香港電影都從各種形式表達香港性，既有《天水圍的夜與霧》、《旺角監獄》流露社區情懷，或《麥兜响噹噹》、《明媚時光》寄託港人北上的憂慮，還有一類是通過真實或虛構歷史表彰香港精神，講述廉政公署肅貪的《金錢帝國》和近期上映的《十月圍城》當屬此例。其中，陳德森導演的《十月圍城》以1905年義士保護孫中山來港的故事，喚起了香港與反清革命的一段淵源，在「消失中的香港」高唱入雲的今天，讓人重新反思香港的地位以及港人對近代中國的貢獻。

都說《十月圍城》雖然找來甄子丹、謝霆鋒、梁家輝、黎明、曾志偉、胡軍、王學圻、范冰冰、王柏傑等兩岸三地群星參演，但真正的特大號主角卻是耗資高達五千萬，按照一比一在上海搭建出來的舊中環場景，重現二十世紀初維多利亞城的繁華面貌。 

香港一直以商業及金融中心自居，《十月圍城》提醒了我們還應該加上「革命聖地」的歷史面向。百多年前，一班滿腔熱血的愛國份子，就在中上環一帶的街頭巷尾，借水果店、西餐廳、商行的幌子，偷偷聚在一起討論國事、傳播反清思想和籌畫起義。他們甚至設立招待所，接應來港的革命黨人。是的，這些都已經是年代久遠的歷史，然而他們所開創的革命事業，卻深深影響了中國以後的命運。 

這班愛國份子中，最重要的莫過於孫中山。他的足跡雖然遍佈中國及海外各地，但這些地方恐怕都不及香港般，集中在中上環荷李活道、必列者士街、士丹利街、擺花街、士丹頓街、歌賦街等幾條街道上：中央書院、香港西醫書院、美國公理會佈道所、《中國日報》報社、香港興中會總部……一步一腳印，在這裏，孫中山由學生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從廣義的層面來看，這些場所分別代表教育、醫學、宗教、傳媒、政治組織的範疇，也正是中國近代思想啟蒙的主要途徑。所以，1923年孫中山最後一次來港，在香港大學演講時說：「從前人人問我：『你在何處及如何得到革命思想？』吾今直言答之革命思想係從香港得來。」相信也不是客套說話。 

香港與國父之間的淵源如此深厚，可惜我們一直沒有重視有關歷史，殖民地政府自然更加沒有責任去保護或整理。相較內地、台灣甚至澳門，香港這方面起步最遲，直到1996年才將孫中山在中西區的多個活動地點，串連成「孫中山史蹟徑」，但是所謂的「史蹟」早已變得面目全非，如果沒有豎立紀念牌，人們根本無從得知。至於回歸之後建成的孫中山紀念館、中山紀念公園，其所在地與孫中山毫無關係，後者更因缺乏宣傳，知道的人不多。 

香港作為革命的發祥地，主要源自於殖民地的特殊身份。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下，香港扮演了「買辦」的中介角色，洋人或從海外留學回來的華人知識份子透過教育、報紙等媒介，將西方的民主、法治、科學、宗教、哲學思想向華人傳播(不少革命黨人本來就是在洋行任職經理或買辦)，促進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同時，香港也是自由空間，由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不同政黨派系的人物都選擇在香港角力或避難。除了中國的政治人物，比孫中山較早之前，菲律賓國父黎剎從歐洲來港，在中環當眼科醫生期間，便經常發表抨擊西班牙殖民統治的文章。還有，越南革命家胡志明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也曾在港籌組越南共產黨，推動反法國革命，後來一度被港英政府拘捕，扣押在域多利監獄。 

《十月圍城》中的義士就是臥虎藏龍，來自五湖四海不同階層，有人力車夫、少林和尚、富商、警官、文人、乞丐。現實中，推翻滿清的志士也不乏港人的身影，然而，一將功成萬骨枯，今天他們的名字和事蹟已經逐漸湮沒無聞。

譬如《十月圍城》片首遇害的楊衢雲(張學友飾)就十分重要，是最早領導革命的港人，一生亦富傳奇色彩。他早年在船廠工作，因工業意外而失去右手三指，後來轉任教員、洋行經理。1892年，與謝纘泰等在中環百子里創立輔仁文社，議論時局。兩年後，香港興中會成立，楊衢雲擔任首任會長，發動廣州首義和惠州起義，俱以失敗告終。1901年，他在結志街授課的書館上，被清廷派來的刺客槍殺。遺體葬於跑馬地墳場，墓碑是一條斷裂的石柱，沒有刻上名字和生卒年份，只有「六三四八」的編號，據說是避免墳墓遭人破壞。今年致群劇社的話劇《無字碑》就是講述楊衢雲的事蹟，由楊氏後人楊興安編劇。 

至於電影中戲份甚重的陳少白(梁家輝飾)，年青時與孫中山、楊鶴齡、尢列合稱「四大寇」，後來在港主持報章《中國日報》，宣傳反清革命。而富商李玉堂(王學圻飾)一角，歷史上並無此人，相信原型是來自商人李紀堂(香港第一代華人富商李陞的三子)和李煜堂，兩人在經濟上大力支援革命活動，李煜堂更將旗下的金利源藥材店(沒錯，跟戲裏李玉堂的店舖同名)用作革命黨人的秘密聯絡處。

當然，還有很多名字在電影中沒有提到，好像跟孫中山亦師亦友的何啟，多次協助革命黨人，又曾公開要求列強(主要是英國)剷除滿清，協助中國建立共和。本地社團如海員組織「聯誼社」，就協助革命黨偷運軍火，傳遞訊息。香港人的愛國熱血，其來有自，而這些故事，值得我們一一銘記。

(原文刊於《星島日報》副刊，2009年12月31日——轉眼間在報紙寫了一年了。) 

民政事務局近期在香港公園、九龍公園、沙田公園和屯門公園舉辦「藝綻@冬日」的社區藝術計劃，聯同本地的大專學生、音樂人、藝術家、作家，以裝置藝術、音樂會、舞蹈表演等一系列活動，為公園增添人文氣息，也叫人重新思考公園作為公共空間的意義和價值。 

公園向來被視為「市肺」，是一個城市不可或缺的建設之一。然而，對於負責建設和管理公園的一方(香港主要是由政府負責)來說，公園往往不止於綠化、康樂和休憩的用途，還可能牽涉到政治上的考慮。 

在殖民地時期，向公眾免費開放的公園，正好是用以彰顯、鞏固英國殖民管治的理想場所。公園的名字大多數以英國皇室成員或殖民地總督、高官命名，譬如卜公花園、佐治五世紀念公園(西營盤和佐敦各有一座)。老一輩港人稱之為「兵頭花園」的動植物公園，在香港開埠一百年時，就豎立了一座英皇喬治六世銅像，後來又建有牌坊，紀念兩次世界大戰中為同盟國犧牲的華人。 

不過，隨着資訊科技發達，教育普及令民智大大提高，傳統管治權威備受挑戰，透過公園這類公共空間來建立政治權威的作用，明顯大不如前，但也不等於就此絕跡，例如大埔海濱公園就矗立了香港回歸紀念塔，以及慶祝回歸十周年的紀念雕塑。 

若要說到最政治化的公園，當然不可不提上世紀五十年代啟用的維多利亞公園。從公園的名字，到正門高高在上的維多利亞女皇銅像，公園本身已帶上了殖民政治色彩。不過，維園強烈的政治性，更大程度來自民間。最近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出版的《中國城市研究探索》中，李祖喬在〈從維多利亞公園看香港的殖民空間政治〉一文便探討殖民地政府統治下的維園，其中特別提到1971年7月7日舉行的「保衛釣魚台」集會，事件最後引發警方與示威者的大規模衝突。 其實，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維園這片「皇天后土」一直是本地社運的重鎮：1973年，反貪污示威。1978年，反對政府關閉金禧中學。同年，佳藝電視台員工舉行集會要求復台。1987年，民主政制大會爭取「八八直選」。還有，「六四」燭光晚會、「七一」大遊行……幾代香港人都在此地以行動表現出對政治的理想和熱情，哪管米字旗早已換上了五星紅旗。 

民間力量日漸壯大，令政府不得不廣開言路，理順民意，於是，自1980年起，香港電台製作電視節目《城市論壇》，逢周日現場直播，讓市民有機會與台上嘉賓交流政見。《城市論壇》仿傚倫敦海德公園(Hyde Park)公開論政的模式，地點同樣選擇在維園的音樂亭(間中會到其他地方)，但節目到底仍有時間、空間等限制，遠不如海德公園的演說者之角(Speakers’ Corner)般，可以容許人們各自發表演說。 

維園的設計樸實無華，是上佳的政治集會場地，而且能真正發揮城市綠洲的功能。相比之下，很多公園只是在街道或大廈之間的角落發展而來，先天環境本來已經十分侷促，在設計上更是千篇一律，欠缺主題，跟社區文化及四周環境無甚聯繫。建園者大概以為有齊基本硬件就足夠，根本沒有多花心思設計和經營，又怎能令人有興趣流連其中呢？好像尖沙咀、灣仔、鰂魚涌和香港仔的海濱公園，四座的設計如出一轍，看不到之間有何特色和區別。又如宋皇臺，作為難得的宋代遺跡，公園卻小得可憐，只將石刻放在公園中央，在兩旁的碑記簡單交代歷史始末而已，這樣的環境，感情再豐富的人恐怕也沒可能發思古之幽情。每次經過此地，看見冷冷清清的景象，總覺得對不起兩位宋末皇帝甚至我們的歷史。 

香港的公園數目並不算少，也偶有一些設計出色的公園，例如荔枝角公園、南蓮園池，但礙於園內規矩太多，令人卻步。南蓮園池的簡介小冊子就花掉一版羅列出多達二十條的規例，走進園中，處處有保安巡邏，如臨大敵，試問又有何樂趣可言？ 

在外國，人們可以在公園自由自在地曬太陽、閱讀、踩滑板、踏單車、寫生，有的甚至賣藝表演，娛己娛人。即使是內地的大小城市，公園由早到晚都很熱鬧，有踢毽、唱歌、跳社交舞、扭秧歌、打羽毛球、耍太極等，不同年紀的人都在公園找到自己的空間。不像香港，今天只有老人家才逛公園，大部分港人卻喜愛逛商場。

商場某程度上也取代了公園休憩消閒的角色，新建的商場越來越注重綠化空間，如觀塘的apm就設有平台花園。相反，公園要商場化，舉辦年宵花市、工展會等商業活動，才能吸引大量人流。有時假日經過公園，看見菲傭、印傭圍在一起野餐，之後載歌載舞，花費不多，但已經十分享受。而我們的快樂，卻要透過不斷消費得來，想想也不無悲哀。 

其實這種現象不是沒有辦法改變，首要是政府以開放的思維，從公園的外在設計下功夫，多點站在市民和社區環境等角度着想，再在管理上拋棄教條主義的作風，香港的公園尚有很多可能。像歐美的公園，引入文學、音樂、戲劇、電影、舞蹈、設計藝術等跨界元素，容許年輕人在園內即興表演、躺在草坪上讀讀詩，又或舉辦露天音樂嘉年華、電影放映晚會，誰說文娛藝術一定要在西九龍？ 

今次政府的「藝綻@冬日」嘗試跳出框框，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但願冬天過後，會陸續有春日、夏日、秋日計劃，同時擴展到其他公園，讓人們放下繁重的生活包袱，拾回遊園的樂趣。

(原文刊於《星島日報》副刊，2009年1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