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盡天涯路

「追星族」任何年代都有，但大概沒有誰像陳寶珠的「粉絲」那麼長情吧？去年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看修復版《彩色青春》(1966)，便領教過他們的聲勢(那次才發現原來男性「粉絲」也不少)。此番因為「百部不可不看的香港電影」的節目，來到香港電影資料館的電影院看《玉女添丁》(1968)，也有誤闖舊同學聚會之感，觀眾三三兩兩甫坐下，已經跟身邊的人打招呼了。他們恐怕早已看過此片無數次，但如今重看依然興奮(另一場有陳寶珠亮相肯定更加哄動)。或許這種觀影的集體經歷，就是電影院不能被取代的原因吧？

說回電影本身，即使非「寶珠迷」如我，看的時候都自然將目光聚焦在陳寶珠飾演的梅麗芳身上。此片雖然掛上「玉女」之名(不說不知，原來由她主演的電影，就有約十部是以「玉女」為名！)，但她在《玉女添丁》的形象與演出，跟在其他電影大異其趣，令人耳目一新。向來慣演孝女、乖乖女的她，在此片搖身一變，成為饞嘴、貪玩、受盡家人溺愛的傻大姐、「女皇帝」。

其實，這個角色也有天真、純情的一面，只不過不是被動拘謹，而是富正義感，率性而為。她一開始已經千方百計瞞着父母，讓姊姊麗嫦(方心飾)與窮小子馮志偉(馮淬帆飾)偷偷見面。到姊姊珠胎暗結時，鬼主意多多的她，佯裝自己有孕，使姊姊可以借陪她為名，安心產子。可是問題來了，誰是麗芳「小孩」的父親呢？她對性事與生育一無所知(對玉女的反諷？)，於是支吾以對，結果引來一連串的風波和笑話。

如果說梅麗芳在戲裏將眾人玩弄於股掌之中，那麼戲外真正的「玩家」就一定是此片的編劇兼導演楚原了。楚原早在《黑玫瑰》(1965)與續集《黑玫瑰與黑玫瑰》(1966)，已經發掘了陳寶珠的喜劇細胞，那個跟隨姊姊劫富濟貧的小妹，可以說是《玉女添丁》梅麗芳的雛型。不過後者的形象更豐富，而且充滿卡通色彩。

《玉女添丁》有一幕，父母安排麗芳與英國留學歸來的鄰家公子陶國全(呂奇飾)「相睇」，她乾脆裝作大近視的女俠模樣，一邊拿起掃帚，一邊用手抹鼻涕，怎知對方也詐跛扮傻，握手時將唾液吐在手心，又穿得陰陽怪氣，卻說是英國流行的「披頭四」打扮，齊齊破壞雙方家長的好事。陳寶珠與呂奇這對老拍檔難得施展渾身解數，惹笑十足。別忘了在那個年代，觀眾往往對演員的形象有所定性，要紅透半邊天的偶像改變戲路並不容易(更遑論大膽顛覆)，當中不僅考驗導演選角的眼光與調度之外，也需要演員對導演的高度信任和配合。

當然，片中高魯泉、羅蘭、俞明等綠葉產生的喜劇效果也很重要。俞明向來的演出都略嫌浮誇，但在這部瘋狂喜劇演傍友賴史富倒是恰到好處，與女傭阿娟(羅蘭飾)湊成一對歡喜冤家。至於演麗芳父親的高魯泉，雖然看不起志偉的出身(不無諷刺的是，梅父提到自己當初也是由一張寫字檯開始，白手興家)，一手拆散一對小情人，但梅父也是可愛多於討厭的人物。更有趣的是，他是標準的「盲俠片」迷，家中便掛上日本劍，後來他就拿下來說要手刃「仇人」，但不一會已經累到坐下來。那段戲配上日本音樂，叫人忍俊不禁。又有一幕，他急於向麗芳查明孩子的身份，於是忍不住叫在旁的國全，別再拖拖拉拉說那些文藝片的對白，楚原在這裏顯然要跟自己開玩笑了。

楚原不愧是影壇多面手，文藝言情情深款款，別有寄託(特別愛以玫瑰、紅/枯葉作喻)，到了偵探、喜劇等類型，則展現出幾近截然不同的面貌。上世紀六十年代後期，粵語片江河日下，但楚原依然孜孜不倦，作出不同的嘗試和突破。可惜，這份努力在當時未免太微弱了，粵語片最終敵不過國語片，楚原後來也要走進國語片影壇，在片場經營那浪漫奇情的武俠世界。

楚原在口述歷史中提及《玉女添丁》的故事意念，是來自唐滌生的一部粵劇劇本。(1)他雖然沒有明言是哪一部粵劇，但顯然不是搬字過紙的改編，而是注入了不少現代元素。楚原在《瘋婦》(1964)便大力抨擊封建婚姻的保守落後，到了《玉女添丁》，社會環境不同了，傳統的世家大族已演變成小家庭，但上一代還以為可以操縱兒女的婚姻大事(同時借聯姻加強家族間的經濟實力)，可是初生之犢不怕虎，哪怕在戀愛路上要經過一番折騰，就是不容許父母亂點鴛鴦譜。

《玉女添丁》所觸及的題材，如未成年懷孕、墮胎、迷幻派對，都在在反映了香港隨着都市化，年輕男女受到西方流行文化影響下所出現的社會現象。其實，同期的一些粵語片都有類似的題材，然而大都對此加以批判，或借人物的經歷，不厭其煩地提醒觀眾要潔身自愛，當中不無教化的意味。不說別的，楚原在《玉女添丁》後一年，與南紅、曾江、沈殿霞、朱江、張清、馮淬帆、方心、森森等演員合資拍攝的《冷暖青春》(1969)，就大幅渲染年青人的墮落，呈現出一個令人近乎絕望的世界。

相比之下，《玉女添丁》卻完全拋開一切道德包袱，義無反顧以娛樂至上，將種種問題化為好玩可笑的鬧劇、惡作劇(麗芳不欲破壞姊姊與愛人最後見面，於是把房門鎖上，卻誤打誤撞促成孤男寡女共渡春宵；梅父本來想借舞會撮合麗芳與國全，但買錯了迷幻派對的門票，恰巧兩人各自找了阿娟與賴史富代為出席，結果大出洋相)，那份瘋狂、毫無節制的戲謔、嘲弄和諷刺，還有妙語如珠的對白，可說是後來港式喜劇的濫觴。

 註：
(1)藍天雲、郭靜寧編：《香港影人口述歷史叢書之三：楚原》(香港：香港電影資料館，2006年)，頁27。

(原刊於《星島日報》副刊，2012年2月14日，本文有所增補)

《危樓春曉》、《天長地久》、《紫釵記》、《蝶影紅梨記》……這些早已膾炙人口的經典電影，背後都是來自同一位導演——李鐵。香港電影資料館早前的「紅顏薄命 戲韻傳情——李鐵」專題，算是一次難得機會回顧他的光影世界。

李鐵與吳回、李晨風、秦劍、左几等，同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粵語片的重要導演，當中以李鐵的從影經歷最為資深。他17歲考進聯華影業公司的第一期演員訓練班，後來轉為學習編導工作。1936年他首次獨立執導《六十六號屋》，由此開展四十多年的導演生涯，直至1980年拍罷豫劇《包青天》才退出影壇。

粵語片向來被指粗製濫造，然而李鐵卻是以工作態度認真、嚴謹見稱。他有份參與創辦中聯，提倡製作優質粵語片。翻閱舊報刊，也提到《危樓春曉》由編寫劇本到拍攝完成為止，便足足花了一年的工夫。期間，李鐵為了演員培養感情，竟不肯跳拍，有六、七千呎菲林更因效果不佳，要剪下來重新拍攝。後來在《我要活下去》吳楚帆跳車逃亡一幕，李鐵竟然租了一列火車拍攝，而全片所動用的人力物力，足以在當時開拍三部電影。

李鐵坦言從低下階層長大，所以特別喜歡拍「小市民悲喜劇」，作為社會的縮影。1940年改編望雲小說的《人海淚痕》，就是環繞貧民同屋共住的生活，據說在當年大受歡迎，可惜影片早已散佚，故事原型後來卻移植到《危樓春曉》裏。《危樓春曉》人物眾多，難得每個形象都十分突出，充分反映李鐵對群戲的駕馭功力。《危樓春曉》叫好叫座後，李鐵曾有意開拍《窮巷》，更與原著作者侶倫視察外景場地，可惜計畫最終告吹，無法看到李鐵如何改編這部本地文學經典。

跟其他粵語片導演一樣，李鐵有不少作品都是從改編而來，取材更加十分廣泛，包括中外名著(《天長地久》、《碧血恩仇萬古情》)、歐美電影(《我要活下去》)、西方歌劇(《霸王妖姬》)、本地文學(《一丈紅》)、廣播劇(《紅粉飄零未了情》、《苦戀》)、戲曲(《程大嫂》)等。而李鐵的改編往往別出心裁，甚至青出於藍勝於藍。好像芳艷芬的代表作《程大嫂》，李鐵刪去了程大哥被後母逼害，令夫妻分離，以至及後上京赴考的情節，就比唐滌生原來的粵劇版本緊湊、合理得多。李鐵與攝影師何鹿影出色細膩的視覺效果，更令全片別具一格。

唐滌生與芳艷芬一編一演，可說是李鐵早期創作上的重要拍檔(後期主要拍檔是編劇馮鳳謌)。李鐵改編《程大嫂》的成功，增強了他的信心，對戲曲電影作進一步的探索，促成後來將多齣粵劇戲寶搬上銀幕。另一方面，由《程大嫂》、《檳城艷》，到《紅粉飄零未了情》、《六月雪》、《梁祝恨史》等，李鐵奠定了芳艷芬的影壇地位，片中她那被封建/男權社會欺壓、逼害，仍無怨無悔的苦命紅顏形象，日後也一再出現在李鐵的《火窟幽蘭》、《吸血婦》、《卿何薄命》裏。

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李鐵也順應潮流，開拍了多部偵探、懸疑的類型片，他靈活多采的運鏡和剪接正好大派用場。其中，《香城兇影》就深具黑色電影風格(負責攝影的孫倫亦功不可沒)，故事由一宗銀行劫殺案開始，劇情峰迴路轉，高潮迭起(幾乎每場戲都有一人遇害)，呈現出危機四伏、忠奸難辨的世界。

到了1960年的《我要活下去》，李鐵的野心更大。影片嘗試結合犯罪片與寫實電影的元素(電影的藍本來自意大利新寫實電影《罪惡城》)，從影像風格到敍事手法都更臻成熟。全片大部分以實景拍攝，單是開首的馬場大劫案，節奏明快，氣氛緊張，在當時的粵語片，以至國語片中已是難得一見。其後在追捕的過程中，李鐵逐一揭開失業司機、過氣球王、失意畫家和擦鞋童這四名匪徒鋌而走險的苦衷，盡顯粵語片一貫的人文關懷。

在《我要活下去》翌年推出的《火窟幽蘭》，故事恍如《危樓春曉》的變奏，都是以一屋多伙為背景，然而「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精神早已蕩然無存。《火窟幽蘭》的左鄰右里品流複雜、各懷鬼胎，阿蘭(江雪飾)險些要賣身抵債，而釋囚父親陳火(吳楚帆飾)則飽受歧視，被逼再度以身試法。《我要活下去》和《火窟幽蘭》是李鐵在黃金時期的最後兩部佳作，當中表現出在時代轉變下，社會、人心日漸腐化，平民縱使努力掙扎求存，但最終走投無路的悲劇命運。

《火窟幽蘭》之後，李鐵雖然仍創作不輟，但作品水平大不如前。1962年的《吸血婦》無疑與兩年後楚原的《瘋婦》，都是描寫媳婦(兩片同是由白燕飾演)飽受夫家的壓逼凌辱。《吸血婦》前半段雖然頗具懸疑色彩，但對封建迷信的控訴就不及《瘋婦》，婆媳和解的結局尤其令人洩氣。

雖然李鐵後期努力嘗試適應時代，但總是顯得力不從心，好像《一見痴情》便加入當時流行的盜寶橋段，但故事整體十分蕪雜，李鐵也拍得草率。即使回歸他所擅長的文藝片如《卿何薄命》、《苦戀》，往往犯上為文造情之弊，導技更加欠缺神采。當然，新一代演員稚嫩、生硬的演出，也令電影大打折扣。

若將李鐵與李晨風、吳回等創作歷程作對照，那一代的粵語片導演，似乎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特別是中聯解散以後，創作力都不約而同在走下坡，教人不得不感歎大江東去，最好的時光已不復再。

(原文刊於《星島日報》副刊「名筆論語」，2011年12月26日)

香港電影資料館最近選出由二十世紀初至千禧年前「百部不可不看的香港電影」，作為對「殿堂作品」討論的開始。這百大名單代表着香港電影的輝煌歷史，由此回看當下的低迷境況，思之不禁黯然。

類似的電影評選，近年幾乎每隔一段日子就有一次，有的規模亦不小。然而，在普羅大眾的眼中，卻往往予人「圍內」活動的感覺。那些電影究竟如何出色？單單列出片目及刊載相關評論文章，卻沒有機會重映，終究難以維持較長久的關注和討論。

今次「百部不可不看的香港電影」雖然仍是由個別影評人、研究者(包括羅卡、黃愛玲、舒琪、李焯桃、何思穎、蒲鋒)選出，但特別之處在於強調「看」的重要性。每部選片均設有放映及映後談，觀眾可以直接印證影片的優異之處，與講者進一步分享、交流，可說是一次難能可貴的觀影經驗。

既然說是「不可不看」，那些電影自然是經得起時間考驗，值得一看再看，反覆回味。是次不少選片，如早期的《擺錯迷魂陣》、《敗家仔》、《董夫人》，到新浪潮的《撞到正》、《似水流年》等，多年來均未曾推出影碟，亦鮮有重映的機會。當然，即使有了影碟，好的電影也應該要在戲院看的，不獨是因為大銀幕的影像質素較佳，而是我們在戲院觀影時，放下一切俗務，方能細味光影世界之美，這些都是在家「煲碟」所不能取代的。

說回那份名單，有人看罷不禁驚訝黃金時期港產片的獲選數目，竟然不及早期的國、粵語片多，後者佔了幾近半數，就連最多作品入圍的導演，也是粵語片四大導演之一的吳回，分別有《敗家仔》、《家》、《父與子》、《七重天》和《錢》五部片。其他多位國、粵語片導演，如左几、李鐵、楚原也各佔四部。

任何選舉都總會有不同意見，今次評選說不上厚古薄今，只是長久以來我們都將香港電影聚焦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以後的港產片，卻完全漠視「前港產片」時期的成就，這次算是對國、粵語片歷史地位與藝術價值的一次重新肯定。其實，以國、粵語片當年的驚人產量，我們目前看到的只是九牛一毛，還有更多影片未及評估，仍然有待進一步的發現。

以本月放映的《七重天》來說吧，就是一部「養在深閨人未識」的粵語片傑作。吳回是多產導演，一生執導超過二百部電影。那一代電影人教人不得不佩服的是，他們在追求工作效率的同時，往往能夠長期保持旺盛的創作力。當然，創意不是無中生有，他們憑着孜孜不倦的精神，從中外小說、歐美電影、地方戲曲、廣播劇、連環圖中，廣泛吸取不同的故事題材和創作手法，兼收並蓄。吳回在《七重天》就精彩地示範了如何將人家的素材順手拈來化為己用，而又自成一格。

原版《七重天》(《Seventh Heaven》)是百老匯舞台劇，1927年被荷里活拍成默片，吳回將故事從巴黎搬到戰前香港，主角的職業也由下水道清潔工改為大廈油漆匠。片名「七重天」就是程志高(謝賢飾)與老鼠仔(吳回飾)所住的天台屋(七海路777號7樓)。雖然粵語片製作條件有限，吳回不可能像荷里活般一鏡直落拍攝七層大廈，但《七重天》在場景與道具設計上卻別出心裁。開場兩人以「碌架床」的機關，用繩子扯走枕頭及上層床板，互相捉弄對方起床，便具有強烈的喜劇效果，同時簡潔利落地刻畫那份「同撈同煲」的兄弟情誼(出品此片的光藝製片公司，之後便有多部「難兄難弟」式電影)。

至於連接兩座唐樓之間的「獨木橋」，更是粵語片「乜都夠膽死」的又一明證。片中程志高多次說：「只要理直氣壯、問心無愧，就咩嘢都唔駛怕」，那條「獨木橋」正好表現主角求生的勇氣。

在電影的改編上，吳回幾近不着痕跡，細微處如偷臘味、坐茶監，便富有濃郁的本土庶民風味。程志高多次教訓老鼠仔別偷東西，又將僅有的錢借予別人買藥，卻令兩人沒錢吃早餐，要以滾水果腹。鄰居的小販夫婦得知後，馬上贈以白粥油條。之後，程志高主動收留誤落火坑的小紅(南紅飾)，免遭警察查證。守望相助、安貧樂道，正是粵語片一貫的人文襟懷。到了香港淪陷，程志高改行賣故衣、被日軍送往海南島勞動等情節，則相信有着吳回及編劇楚原的抗戰回憶。

不過，影片最出色和難得的地方，正是在粵語片的寫實傳統中，注入青春浪漫的氣息。謝賢當時還未成為我們後來熟悉的「四哥」，初挑大樑的南紅就像鄰家女孩，兩人青澀純情、未脫稚氣的形象及演出，都十分討人喜歡。再加上吳回粉墨登場的調皮演繹(畢竟他是科班出身，初入影圈也是擔任演員)，令全片洋溢着一份異常清新的感覺。

《七重天》前半段的調子較輕鬆，到了淪陷以後越發沉重。程志高在結婚前被日軍帶走，與小紅天各一方，兩人約定每天默念對方的名字作「精神見面」(比《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的「平行時空」早半個多世紀)。後來他被炸斷腳，變得一蹶不振，於是謊稱結婚以免拖累小紅，但對方依然不離不棄。面對貧窮、戰爭的無常厄運，小情人那份純真、善良的執着，無法不叫人深深感動。誰說香港沒有出色的青春愛情片？當今天我們對日本、台灣的同類電影趨之若鶩時，那些年，我們失去的又是甚麼呢？

(原文刊於《星島日報》副刊「名筆論語」，2011年11月28日)

青蔥歲月總是教人懷念。這陣子看了台灣作家九把刀的小說《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以及由他親自操刀執導、票房大熱的同名電影，碰巧我兩位要好的中學同學又相繼結婚，踏上人生的另一階段，個人回憶不禁如潮水般湧上心頭，縈繞不已。

回想起來，一切彷彿在冥冥中自有安排。記得我原來跟朋友一起報考了九龍塘某書院，怎知到了最後填寫學校志願的關頭，不知何故，信心忽然動搖，於是一下子將第一志願改掉，選擇了一所對它幾近一無所知的屋村中學。自此，我的人生與它也就連結起來。如果我當初沒有改變決定，我的成長會有何轉變呢？肯定的是，我對這個選擇沒有後悔，七年的中學生活帶給我太多難忘時刻。

母校未搬遷前，舊校舍位處藍田山腰，由地鐵站出發，要走好長的一段路才到達，同學間都戲稱學校是「藍田(地勢)最高學府」。讀中一的時候，藍田的環境還像楊學德的漫畫《錦繡藍田》(你可以想像我後來看到此書時有多興奮)，外來者如我，總覺得是龍蛇混雜之地。印象最深刻是「雙十節」到來，馬路兩旁一片旗海飄揚，牙科診所對面更掛上巨幅孫中山畫像。一年後，香港回歸，這樣的盛況也自覺地偃旗息鼓，悄悄隱沒了。再後來，藍田村相繼清拆，不到幾年，新型的屋村及商場又如雨後春筍拔地而起。

當社區不斷蛻變，不經不覺間，母校已經晉身為區內的「歷史建築」了。雖然學校多年來都有保持維修，外貌未至於十分殘舊，然而校舍的面積與規模，別說中學，甚至比現時不少小學還要袖珍。學校幾乎每寸空間都用盡了，可是仍然捉襟見肘，我們上體育課就要到附近的水庫球場去。而校內最流行的運動則是踢西瓜波和踢毛毽——在環境的局限下，我們總有辦法尋找樂趣。

母校是一所男校，當然不可能發生像九把刀所懷念的校園戀愛故事。據知，母校過去有幾年曾經招收女生，後來不知甚麼緣故沒有續辦。於是，最「接近」我們的女生，就只有一街之隔的女校。恰巧那校粉紅色的外牆，跟我們藍色的校舍有如一對。有些血氣方剛的男生，就喜歡小息時在籃球場旁閒聊，雙眼則注視着鐵絲網外的女校。在少年懵懂的年頭，誰不曾對異性有過一絲遐想？

不過，年少輕狂向來不適用於我的身上，尤其當了多年班長，更加無可避免要自我檢點、規規矩矩。我不算積極參與校內活動，又缺乏運動細胞，很多時候反而樂於當個自由自在的「逍遙派」。

對於文學，卻是很早便萌生興趣。初中時，每天在飯堂匆匆吃過午飯，便跑去圖書館門口排隊，等待開門時可以第一時間進去看書。後來有機會代替同學參加了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的第一屆「小作家培訓計畫」，才是真正對寫作開竅。那一年培養了我的寫作習慣，而在小思老師的一次演講中，更令我明白到仔細、敏銳的觀察力，是寫作的重要法門之一。

中四以後，為了準備會考(如今會考已經成為歷史名詞了)，大部分時間都忙於應付功課、測驗，放學後和假期又要留校補課。直到升上中六，當身邊同學紛紛擔任學會幹事時，我才醒覺要有一番作為。在同學的鼓勵下，我竟然壯起膽子，參選學生會主席。我和內閣成員為了吸引同學注意，在競選海報上將自己的頭像合成到林肯、毛澤東等歷史人物上，又模仿「九龍皇帝」的字體宣傳。那段日子，我們真是幹勁十足，異常興奮。然而，我們最終還是敗下陣來。

那一刻無疑十分失望，但事後冷靜檢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我的被動性格也許並不適合當學生會主席，更何況，我還要面對預科排山倒海的功課，恐怕未必有時間兼顧學生會的工作。

在跌跌碰碰的成長過程裏，我確是非常幸運，遇上了多位好老師。他們豐富的學養擴闊了我的視野，對我又總是不乏鼓勵與包容。其中，我特別忘不了中二、中三時任教中史科的劉培基老師。「劉英雄」(同學間的暱稱)雖然常自嘲是過氣「阿伯」，但實際上魅力非凡，是我校的傳奇人物。本來枯燥乏味的中史課，經過他的演繹馬上變得生動活潑，教我們如沐春風，也懶得深究那些巧遇毛澤東等「親身經歷」到底是真是假(走筆至此，只恨自己墨水及篇幅有限，未能將他授課的風采傳神地描繪出來)。他是創校元老，直到退休前都是我校最受歡迎的老師。你可曾見過有老師每天小息和午飯時間，總被大批學生簇擁着聊天嗎(當然，今天老師的時間也被大量行政工作所佔據了)？

或許，我們對母校的歸屬感，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累積下來(有些舊生選擇回校春風化雨，體現了另一種愛校的承教精神)。剛過去的七月，母校在搬遷前舉行的告別儀式上，大批舊生濟濟一堂，把校園擠得水泄不通。歸去來兮，我們那一屆同學也趁此機會，拆開畢業時放在學校的「時間囊」(其實是一個紙箱而已)，大家早已忘記放了些甚麼：貼上謝霆鋒相片的圖書證、陸運會獎牌、師生合照、足毽、「白飯魚」……而我呢，原來放入一份中史測驗卷。在零碎的東西中，有着我們中學的共同回憶。那些年，我們在這裏留下了青春。謝謝你，聖言中學！

(原文刊於《星島日報》副刊「名筆論語」，2011年10月31日)

盛世中國，光怪陸離，處處充滿驚奇。只要仔細觀察，用心思考，不難找到許多比課堂及書本更加真實有趣的題材。早陣子到湖南旅行，順道去了毛澤東的故鄉韶山一遊，就有不少得着。

從長沙出發，大約一個半小時便抵達韶山市區。甫下車，雙腳尚未站穩，我們馬上被幾個當地人團團圍住，不斷慫恿我們登上另一輛小巴前往景區。由於出發前在網上已得知要轉乘接駁小巴，加上見到原來同車的其他乘客都上了去，我們不虞有詐，沒有多作考慮便跟着上車。

上車後，隨車的中年女導遊再三向各人推介全日乘車證，說可以即日無限次坐車來往景區內各個旅遊點，十分方便，於是各人都花了十元人民幣買一張。坦白說，那張乘車證並不算貴。可是，後來發現要找這些小巴困難得很，一來沒有車站，二來沒有固定班次，一切只看你好不好運，有的在路邊呆站半天，也不見一輛小巴經過。

進入景區途中，女導遊堆滿笑容歡迎我們來到韶山，又說自己跟毛澤東同宗，與家人開了一家飯店經營毛家菜云云。大家都當她只是隨便推銷一下而已，怎知說是遲那時快，小巴已經停在飯店門前，女導遊馬上招呼我們吃午飯。然而，往外一看，飯店烏燈黑火，恍如黑店，眾人自然不敢進去。有的眼見不太對勁，更乘機悄悄離開。這個時候，不知哪裏冒出了另一名女導遊，說：「不吃也行，你們上車吧，司機會帶各位到毛澤東故居去。」我們四顧茫然，一時間也不知道往哪裏去，只好先上車再作打算。

還以為今次終於老老實實抵達目的地，怎知對方一計未成，一計又生，小巴駛進了一座售票處，導遊於是游說我們購買一百三十元人民幣的聯票。可是，旅遊書明明寫着毛澤東故居是免費入場，再看清楚售票處上的說明文字，原來入場參觀的是近年建成的毛澤東紀念園及登山索道。這不是赤裸裸的欺詐和誤導麼？看來這已經是當地對待外來遊客的慣性伎倆了，與其再跟他們糾纏下去也不是辦法，更何況時間不多，最後我們決定立即離開，自行去找遊覽的景點好了。

其實，內地的旅遊陷阱早已不是新聞，最近網上流傳內地旅行社的內部通知，當中便羅列了五十項「不要做的事」，好像不要在西雙版納參加「搶親」遊戲、不要到恆山算命、不要單獨到海南旅行、不要在黃山讓人「免費」帶路、不要在北戴河吃海鮮……不過，這些恐怕只是九牛一毛而已。為了眼前的一己利益，人人都想盡辦法上下其手，大好的風光名勝，結果弄至神憎鬼厭，白白賠上了寶貴的名聲。「偉大領袖」的鄉親到底也未能「免俗」，有誰還會「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呢？

過去三十多年，內地社會面貌與價值觀變化之大，有如鐘擺從一端盪到另一端。當今人人都把「發展」、「和諧」掛在口邊，作為「革命聖地」的韶山，就越來越像一座主題公園。迪士尼樂園有米奇老鼠、唐老鴨等一眾卡通人物，帶領遊客投入童話般的夢幻國度，韶山則以毛澤東喚起集體的火紅回憶。在一片懷念與崇拜的背後，卻明顯有着現實功利的目的。

說韶山是發「領袖財」並不為過，小商店與路邊攤檔千篇一律都是販賣有毛澤東圖案的紀念品，如畫冊、鎖匙扣、打火機、T恤、書包、像章、手錶、郵票，電視不停播放着他指點江山的新聞片，還有大量物料(主要是銅、石膏)、大小不同的毛像。而當地司機就愛在車頭掛上毛的畫像，相信在其庇佑下，可保一路平安。

在韶山，任何一處地方幾乎都可以跟毛澤東扯上關係。由毛氏宗祠、祖墳，到他童年上課的「南岸」私塾，當然，最重要的是他的故居。然而，原來的房子早在1929年已經被國民政府燒毀，現存的只是後來按照當地人的記憶重新建造的「複製品」。雖然如此，每天排隊參觀的人(對不少內地人來說，更像是「朝聖」)依然絡繹不絕，甚至要出動武警維持秩序(可是阻止不了遊人在裏面拍照)。有趣的是，在故居對面，武警也建了一座一模一樣的土房子，日夜駐守，這情況不就像迪士尼消防局要以歐陸式建築，配合樂園的風格嗎？

在中國的政治隱喻裏，小小的故居當然不足以彰顯領袖的地位。文革時，為了方便紅衛兵前來「朝聖」，不惜修築鐵路通往韶山(車站至今仍掛着巨幅毛像及油畫《開國大典》等，充滿政治色彩)，今天毛澤東廣場才是真正的大手筆。廣場位於景區中心，群山環抱，紅旗飄揚，盡頭矗立了毛澤東銅像，高十點一米，象徵「十‧一」國慶。當地人言之鑿鑿說銅像揭幕當天(正值毛澤東百歲誕辰)，竟然出現日月同輝、杜鵑花在寒冬競相綻放的「奇景」，於是認定大自然有靈，也為他重返故鄉而「動情」。

自問與這些「奇景」無緣，反而廣場上另一些人間「奇景」更加吸引我。這邊廂，有衣着樸素的長者必恭必敬地向着廣場的銅像誠心跪拜。另一邊廂，一批又一批旅行團在導遊和攝影師的陪同下，踏上紅地毯，緩緩走到銅像前面鞠躬，致送花圈(花圈在廣場有售，售價至少要上百元人民幣)，並繞着銅像走一圈。臨走前，導遊忽然亢奮，高聲問：「韶山美不美？」團友答：「美！」接着導遊再問：「毛主席親不親？」眾人喊：「親！」是的，在主題公園裏，大家最重要就是全情投入這片狂熱的氣氛裏。冷眼旁觀者卻會感到強烈的虛幻與荒誕，不禁為之啼笑皆非。

(刊於《星島日報》副刊「名筆論語」，2011年10月3日，題目為〈走看韶山奇情〉。本文為完整版本。)

說起來也是光影促成的緣份。今年初在香港電影資料館舉辦的「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中聯電影」回顧展中，有機會認識了舒琪、何思穎、馮慶強等朋友。觀影後互相交流時，大家不禁覺得粵語片的成就，實在有重新評估的必要。既然如此，何不連結同好，讓更多人認識粵語片的價值呢？於是，經過數月的籌備，「香港粵語片研究會」(下稱「研究會」)正式成立，並舉辦了馬拉松式的「中聯電影座談會」作為創會活動。

在資訊爆炸、科技發達的今天，當人們以追逐潮流為尚，早已不當電影是一回事(連電影公司也宣布不再提供菲林拷貝)的時候，重新高舉粵語片的旗幟，究竟還能引起多大迴響呢？坦白說，我最初對此也有一點懷疑和擔心。直到遇上幾位年輕的大專生(其中有的亦是「研究會」的發起人)，得知他們受《父母心》、《春殘夢斷》的感動而一看再看，又會在深宵時分追看電視重播的粵語片，那份熱誠令我相信之前是過慮了。只要是好電影，粵語片一樣可以有着超越時代的動人魅力，叫人怎捨得眼巴巴讓它繼續被冷落、遺棄在黑暗的角落呢？

令人振奮的是，「研究會」的宗旨得到廣泛的認同，陳志華、黃淑嫻、吳國坤、陳智德、也斯、余少華、蒲鋒、盧子英、馮家明等多位學者、文化人更願意加入「研究會」，一起參與推動粵語片的研究及推廣工作。在座談會上，他們亦毫不保留地道出對粵語片的熱愛，好像動畫人盧子英原來是粵語片的「超級擁躉」，多年來從電視錄影的粵語片，便有超過六百部呢！

至於粵語片童星出身的馮寶寶與阮兆輝當天到場支持，更是對我們絕大的鼓舞，特別是前者從馬來西亞遠道而來，坐足全場(別忘了是馬拉松式座談)，着實是有心人。

我們由中聯電影出發，開展對粵語片的研究，除了是回應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專題展外，其實也有一定的代表性。畢竟二十一位影人為了「鞏固和提高粵片的藝術水平」(吳楚帆語)，合股成立中聯，那份藝術追求與道德力量已經值得高度致敬。而且，從導演、編劇、演員，到其他幕後製作人員，中聯幾乎囊括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大部分粵語片精英，佳作迭出，極一時之盛，也為粵語片以至香港電影歷史，寫下了極其重要的一頁。

可是，過去我們提起中聯，往往僅止於反封建禮教的《家》、《春》、《秋》，又或者是刻畫低下階層的寫實作品《危樓春曉》。今次有機會較全面、較有系統地檢視的時候，方發現中聯所包含的範疇，比印象(或想像)中要宏大和複雜得多，當中還有很多地方值得仔細探討。

好像吳回、珠璣兩大導演從影多年，作品數以百計，但一直以來竟然沒有一篇相關的專論(中聯另一位主要導演王鏗更是寂寂無聞)！又如佈景、燈光，都是電影製作的重要部分，中聯在這方面更是十分認真，屢有出色的表現。這些向來被忽略的環節，在今次的座談會上都得到講者們的注視。雖然礙於時間有限，各人未必能夠作出深入的分析，但多少已經展現出中聯以及粵語片研究的豐富面貌。

粵語片其實是本土文化的一大寶藏，文藝、神怪、戲曲、懸疑、喜劇、武俠、功夫……片種繁多，產量更是多得驚人，與此相比，我們現時所知的實在太少了。這一方面固然是影像及文字資料殘缺不全所致(中聯的資料相對較完整，起碼全部四十四部出品連同官方刊物《中聯畫報》皆能找到)，但更嚴重的問題是，我們長期以來對粵語片明顯存有漠視和誤解，以為所有粵語片都是俗不可耐、質素低劣，不值一看。當誤解逐漸加深，甚至成為「定論」時，未曾接觸粵語片的年輕一代，自然更加不懂得珍惜了。

最為諷刺的是，這些誤解有時偏偏是從電影、電視等媒體傳播開去的。影評人馮家明在演講中，就播放了一段1993年陳可辛、李志毅導演的賣座片《新難兄難弟》，說明大眾眼中粵語片的形象有多膚淺。在這部懷舊電影中，一眾角色雖然叫張活游、紫羅蓮，然而空有其名，形神毫不相似，主角楚帆(梁家輝飾)開口閉口就是《危樓春曉》的名句「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到了去年的《李小龍》，萬梓良客串的吳楚帆，又是對少年李小龍說着同一番話。銀幕上的吳楚帆，難道就只得《危樓春曉》裏義薄雲天的威哥嗎？

就以中聯作品論，吳楚帆便演活了軟弱的大哥(《家》、《紫薇園的秋天》)、忠直好人(《路》、《海》)、落魄的失敗者(《天長地久》、《人倫》)、爛賭鬼(《苦海明燈》)、癮君子(《毒手》)、江湖大佬(《血染黃金》)、陰險冷血的兇徒(《鬼屋疑雲》、《血紙人》)等，可謂戲路縱橫。但是，如今我們卻將「華南影帝」淪為缺乏血肉的「金句王」，正如馮家明所言，這樣美其名的「致敬」，不就是一種剝削嗎？

近年，隨着中港融合，在內地的強勢影響下(放諸電影，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普通話發音的合拍電影大行其道)，有人驚覺本土文化正在不斷褪色，甚至由此連繫到城市形象低落的問題。其實，要令本土文化重新煥發光彩，傳承和總結過去經驗至為重要。粵語片所蘊含的生命力與價值，正是我城寶貴的資產。倘若我們今天仍然棄如敝屣，不就是白白辜負了前人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嗎？每念及此，縱使前路是何等曲折艱辛，也值得我們走下去的。

(原文刊於《星島日報》副刊「名筆論語」，2011年9月5日)

今年初，我在〈新世代 為何要看舊港片？〉一文說：「為何要看舊港片呢？我以為這個問題是不用解釋的，就像唸唐詩、宋詞，你會懷疑要唸的原因嗎？然而，在許多人的眼中，原來看舊港片並不是那麼理所當然的，尤其當你還未去到懷舊的年紀。」

這番話是我藏在心裏已久的疑惑。過去每次當人家知道我愛看舊片時，對方總是投以狐疑的眼光問：你那麼年輕，為何偏偏鍾意「老餅」的東西？是的，自問還沒有懷舊的資格，但我從不認同舊事舊物一定要上了年紀才可以關心和喜歡。只嘆我們對歷史素來不聞不問，視作「老餅」和學究的專利。到了近年忽然大講「集體回憶」，卻往往抱着趕潮流的消費態度，而缺乏認真的探究和真正的尊重。

我相信一切感情，皆應該從最根本的認識開始。在芸芸本土文化中，粵語片正是長期最受忽略甚至蔑視的一部分。人人都形容粵語片是「殘片」，然而，捫心自問，各位曾看過多少部粵語片呢？如果你只是看過幾部，甚至一部也沒有，然後就人云亦云以「殘片」稱之，這算得上公允嗎？為何不嘗試開放心靈和眼界，重新去認識粵語片呢？

無論香港電影抑或本土文化，要創新、復興，傳承、總結過去經驗至為重要。我在文章的結尾說：「說到底，電影保育除了依靠科技以外，也需要一代又一代觀眾的支持，方能重拾活力，傳承下去。路漫漫其修遠兮，我期待還有更多有心人一起上路。」幸運地，我遇上了一班同道中人，當中有資深影評人、文化工作者，也有比我更年輕的學生，經過數月的籌備，大家終於組織了「香港粵語片研究會」，希望通過嚴謹(並不一定是要嚴肅)的整理和討論，發掘、尋找粵語片走過的路，以重新喚起大眾的關注。

坦白說，對於粵語片的研究，我們已經錯失了黃金時機，但如果我們今天還不去做的話，恐怕連剩餘下來的一點點血脈也斷絕了，這不是辜負了一眾粵語影人在艱苦環境下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嗎？

節目預告：香港粵語片研究會將於8月12日(星期五)，假香港兆基創意書院舉行創會典禮及「中聯」電影座談會，邀得馮寶寶小姐和阮兆輝先生擔任典禮嘉賓，並由何思穎、陳志華、黃淑嫻、吳國坤、陳智德、也斯、馮慶強、余少華、蒲鋒、盧子英、馮家明、陳浩勤、嚴尚民、易以聞、舒琪和我作專題分享，歡迎各位參加，詳情請瀏覽研究會網頁：http://www.ccsahk.com/ 。